白晓燕案斯德哥尔摩症李浩囚女案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1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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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研究表明,产生这种心理疾病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一. 受害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二.受害人处于完全的绝望状态之中; 三.受害人所

研究表明,产生这种心理疾病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一、受害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二、受害人处于完全的绝望状态之中; 三、受害人所获得的信息只是施暴者愿意让他们知道的,施暴者不愿让他们知道的信息则被屏蔽; 四、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于受害人。

病人发病后的具体表现是:受害人对是非善恶完全丧失判断能力,对自身权益基本失去保护欲望,往往对解救者恨之入骨,对施暴者反而感恩戴德。

心理学研究同时表明,只有极少数人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甚或是一部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乃至于整个国家的人。

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参看人类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以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上述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刚开始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就会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甚至崇拜这些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面对“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雉法令”,曾有百万明朝的遗老遗少挺身试法,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

然而200多年后,当辛亥革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革命的一个身体标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批批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标志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们的人质资格而痛心疾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合理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让我们理解了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那根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的“辫子”。首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