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核武器奠基人之一、杰出核物理
1958年末,我由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不久,我被调到院学术秘书岗位上。朱光亚调来研究院后,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门对门,我每天一上班就看到他埋头伏案,除了处理事务外,就是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一坐就是半天不动身,真是“老骥伏杨,志在千里”,几乎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当时既没有空调,连一个电风扇也没有,闷热的夏天,汗流侠背,他仍然埋头苦干、刻苦钻研。特别是我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内容就拿个笔记本记录下来,积累一些后,找个空子就到朱光亚的办公室逐个请教他,他从没有拒绝过我,总是放下手中的书,微笑着仔细听我问,然后详细、耐心地为我讲解,我从最简单的名词概念,到核材料的提取全过程,直到核武器的理论知识等,都请教过他,得到他清晰的讲解,从而使我在核事业领域中得到了他的启蒙。
因此我尊称他为我的启蒙老师一点也不为过。
2008年上半年,我前去总装备部办公大楼看望朱光亚,多年不见,感觉真是光阴催人老,岁月不饶人,朱光亚已是耄耋之人。我写此文,并特找两张他当年在核武器试验场的照片,通过照片,以长久留住他当年的风采。 (照片略)
被迭调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副所长、副院长
1958年,国家组建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进行研制攻关。经过选点、比较、研究分析,院址选择在北京海淀区花园路北端的一大片庄稼地里,争相成长的高粱、玉米、小麦、冬瓜、大白菜等农作物很快被收割一空,代之而来的是热火朝天的建筑施工工地,几乎是24小时昼夜施工,时隔不久,原来沉寂的一大片农田,被办公楼房、宿舍、厂房、食堂等所代替。
为了保密,核武器研究院开头对外叫做北京市第九研究所,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改称为核武器研究院,对外叫九院。
在紧张建设施工的同时,国家分别向全国有关工业部、研究部门、高等院校、以及工厂等选调有才华的核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1958年,核工业部配备核武器研究院的主要党政领导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已经到位,但还没有技术领导人。
这年年底,我从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调来核武器研究院,担任工程师、自动组件研究室负责人。当时,研究院没有技术领导人,只有一位苏联专家,但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上班后就关上他的办公室门,一言不发。我和另外一位研究室负责人余工程师对于自动组件(即原子弹自动控制起爆系统)中许多问题是一知半解,心中无数,总想问一下这位苏联“老大哥”专家,希望能有所启发。
但每次都是高兴前去,扫兴而归,因为这位苏联专家对于涉及到实质性的技术问题,总是一概回避,不作回答,他对我们保密工作做到了绝对的严谨,滴水不漏。时间长了,各研究室的负责人就对他不再抱有希望了,在不满意他的同时,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哑巴和尚”。
1959年7月,正当人们盼望我们国家自己的核物理专家早日到来的时候,朱光亚从原子能研究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技术领导人。因研究院起始叫做北京市第九研究所,所以一开始人们叫他朱所长,后来才叫他朱院长。
朱光亚,1924年生,湖北武汉市人,1941年考人南京的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记中国核武器莫基人之一、杰出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天,朱光亚离开中央大学,考人西南
联合大学学习,给他授课的教授都是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物理学教授,如周培源、吴有训、赵忠尧、王竹溪、吴大酞等,这为朱光亚的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亚从物理系毕业,因学习成绩优秀,被留校担任助教。1946年,吴大酞教授得到一笔资金,
将前去美国进行研究工作和讲学,美国许诺可有两名研究生随行。吴大酞教授挑选了李政道和朱光亚二人。9月,朱光亚顺利进人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在学习期间,他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p能谱》、《符合测量方法(n)内变换》等有价值的论文。194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5岁。1950年春,他回到了祖国。
1950年,朱光亚回国后,被安排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副教授,为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和光学等课程。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物理系被调整到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朱光亚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前去东北任教,在新建立的物理系担任教授。
1955年,在钱三强的积极倡议下,国家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决定在北京大学组建原子能专业,培养原子能专业人才,此时,朱光亚被从吉林召回北京,参与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原子能专业系。
1957年,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任副主任,此时正是苏联援助中国的研究性核反应堆建设阶段,朱光亚直接参加了该项目的建设和启动、调试工作,并随之从事反应堆物理研究和中子物理研究,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
1959年7月,朱光亚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攻关的院一级的科学技术组织领导人,担负领导极为光荣而艰巨的攀登世界技术高峰任务。当时,原子弹研制攻关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甚强、宏大的系统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在这一项研究工程中负责全面科学技术领导责任,担子之重可想而知,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博士从此以全部的身心、精力和超凡的智慧,投人到这一庄严神圣并十分神秘的事业之中。
朱光亚任核武器研究院第一位技术领导人后,我们全院的技术人员有
了技术上的牵头人,逐步开展了工作,经常和他一起探讨、设想、研究、分析、讨论以及组织计划等一系列的工作,研制工作开步走了。
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双方商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研制工作。
1958年夏天,苏联专家在对核武器研究院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储藏厂房以及各项保卫保密措施,作了多次检查,最后不得不表示中方的工作效率和办事能力是迅速而合格的。协定签订后,中方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待着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早日到来。
1958年10月,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局长波利雅科夫发给核工业部副部长刘杰的一封信,内容如下:“鉴于教学模型及资料储藏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教学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于中苏两国正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的供应局长波利雅科夫的正式来函,中方一直认为苏联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是不应有问题的,为此核武器研究院从上到下都为此作好准备,只等苏联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一到,便可立刻快而有效地弄懂并消化,精通后着
为此,全院上下热火朝天地学习俄文,除了从苏联回国的技术人员外,大多数人都孜孜不倦的学习俄文,一时研究院成了俄文研究学院,学习俄文的风气很浓:理论研究人员在钻研核物理的基本知识;实验人员在钻研爆炸物理的爆轰知识;总体人员在钻研总体布局和自动控制系统等的基本知识。朱光亚精通英文,他的俄文也很棒的,甚至俄文翻译有时对专业名词翻译吃力或感觉翻译不准确请教于他时,他都能毫不费力地帮助翻译出来。
朱光亚拟定出计划,并让实验部和总体部有关人员分头到有关部门下去实习,以掌握各专业方面的基本知识,为作为迎接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到来而准备着各项工作。
中苏两国关系突变,朱光亚等人主持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以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的有关协议,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理由,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单方面撕毁了苏中国防新技术协议。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京。同时,苏联还片面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21日,中方复照苏方,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中方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
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协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事实上,在中国国防尖端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在苏联照会中国之前就已开始撤离: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浓缩铀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离;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赫鲁晓夫下台后,他在他的回忆录中道破了其中秘密:“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织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个会,决定
该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赫鲁晓夫企图扼杀中国核工业的行动,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工程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给中方的后续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中国核工业一时真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当年亲身经历过原子弹研制的核科技人员,每当回忆往事,都不约而同地说:“伤害太大了,太大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没有被突来的闷棍击倒,也没有被困难吓倒,全体核工业战线的科学工程技术人员,被激励起来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决心靠自己的力量刻苦攻关研制出原子弹。
在此形势下,朱光亚鼓足勇气,振奋精神,在担负核武器研究院组织科学技术领导工作之中,发挥他的才智,决心自力更生研制攻关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
主持起草两个《大纲》。为原子弹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光亚在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的同时,并展现出很强的洞察力和综合能力。核武器研究院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其起始阶段最大的难度是没有参考资料,虽然研究院下设有理论、实验、总体三个大部门,配备了许多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但是,苦于无资料可借鉴:因为属于核武器技术性的资料,在国际上处于绝对保密状态,无法找到,在国内更是从来未见过。
全院的科研人员,几乎是每天24小时处于自我苦思冥想之中,有的人说,我整天绞尽脑汁想得夜里失眠……还有的人说,我最近老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30多年后,当有人采访朱光亚,问他:“当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朱光亚未加思索就回答:“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开展研制工作是很困难的。”
“那么,研究人员靠的是什么,解开原子弹的谜团呢?”
“靠的是自己的基础知识和努力学习,潜心思考再思考,论证再论证,实验再实验……”
朱光亚在苦心的思考之后,他综合理论、实验、总体三个部门的各种设想课题和实际工作条件,作出了正确的科学判断,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纲》,这个《大纲》写出后,在当时对核武器研究院各部门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我国在当时没有参考资料,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能很快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被人们赞称:这个《大纲》是我国原子弹研制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朱光亚在科研工作进展取得一定成果后,他又写出《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
这个《大纲》着重阐明了原子核爆炸应分为两个步骤的方案,第一步采取原子装置在塔上爆炸方式进行;第二步采取用飞机空投航弹方式进行。这个两个步骤方案,实践证明是十分高明的,既提前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又可稳妥地检测了原子弹爆炸的诸多参数,证明原子弹核爆炸是否正常和成功,做到了试验整体工作扎实,心中有数。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半年后,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空投原子航弹。朱光亚提出的两个步骤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大纲》对试验计划工作的整体安排,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还有段插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光亚的学术水平。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当核武器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苦于无资料、苦思冥想的时候,中国驻英国临时代办处代办宦乡由国外让信使专送一封信和一张图纸回国,此信是专送给***的,聂帅将此信和图纸转交给了核武器研究院。
信中大体意思是,宦乡在参加英国上层人士一次聚会时,英国的一名绅士模样的人物拿出一张图纸在会上展示,声称这是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图,向宦乡炫耀,然后很神秘的样子迅速将图纸收了起来,当时宦乡用强记和事后追记的办法画出了这张原子弹原理结构草图,专送回国,供国内研制的科技人员参考。
当这张图纸送到我的办公室时,朱光亚正好在我的办公室,当我们几个人和朱光亚看阅此信和图纸时,朱光亚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他没有说话,一笑而置之,笑出了声音后,然后走开了。
他如此表情表明,此图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什么意思。后来我们几个人认为,这是一张原子弹的示意宣传画,没有实际的意义。数年后,当我亲眼看到我国原子弹全部部
件组装过程后,感觉原子弹的原理结构极为复杂,具有极深的科学理论和工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学。难怪朱光亚看到英国人骗人的宣传画后,一笑置之,朱光亚是位核科学家,他对真、假原子弹图纸,毫不费力一眼明之。
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健时刻。被委以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
60年代初期,一个炎热的夏天,朱光亚奉命前去***住处汇报关于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当时是中央***副***、国防部长。
朱光亚的思维一向是既清晰又有条理,他深人浅出地简要向***汇报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有关当前研制工作的进展情况。***在整个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表情,一个姿势,他既不说话,也不表现出一点兴奋,他就是平淡默默地听着,偶尔微微地点一下头。
朱光亚等人汇报完,不再讲话,等着坐在对面的***作指示。
***甚为平静,不动声色,还是原来的表情,只说了一句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当时研究院的领导层对***的这一句话,无疑都是从正面理解,即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把原子弹炸响,用科学的高级的,或者用低级的柴火烧都要爆炸成功,要有决心……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甚强的系统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除了担负着这项系统科学研究过程全面的技术组织领导工作以外,在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关键时刻,他被委任以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
原子弹要研制成功,必须突破很多重大技术难关,其中之一就是中子点火技术关。
什么叫中子点火?通俗的概念,原子弹起爆时,弹的中心必须产生中子,利用中子轰击原子核,使原子核分裂,产生核裂变,才能释放出能量,这就要求研制出极为可靠的中子源,在原子弹爆炸瞬间准确无误地产生中子,轰击原子核,这样原子弹才能获得成功爆炸,释放出大量原子能。否则就产生不了核裂变,原子弹的爆炸就失败了。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核武器研究院为了加强该项项目的具体技术领导,成立了中子点火委员会,彭桓武任主任,朱光亚任副主任,何泽慧为委员。彭桓武是造诣很深的物理学家,从英国获得双博士学位,是中国人在英国担任教授的第一人,何泽慧是钱三强的夫人,曾发现核裂变的
“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彭桓武、朱光亚、何泽慧等亲自指导几种不同的点火中子源研制方案和最后确定中子源的选择。经过不懈的研制攻关,点火中子源最后被确定下来并研制成功。
1963年,中子源放人1:2的准原子弹中(内心中不装核材料),进行爆轰试验(又叫做冷试验),一声巨响,碉堡中多台示波器和其他记录仪器记录下中子源产生了大量的中子,有的示波器记录下来的照片,甚至出现了中子饱和状态,证明点火中子源获得了成功。
对我国的几次代表性的核试验都有杰出的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以后,又连续进行了五次具有代表性的核试验。朱光亚在指导和决策这些试验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因为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铁塔顶上爆炸的原子装置,不能载带投掷,无法用于实战,构不成核威慑力量,所以核武器研究院根据朱光亚的试验计划纲要,紧接着就对我国第一颗核航弹进行研制、试验,进展甚快,甚有成效。
1965年5月14日,我国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的上空,用轰炸机载带并投掷下了第一颗核航弹,获得了预想的结果。从此,我国有了可以作为实战武器的原子弹。
1966年5月9日,我国又进行一次特殊的核试验,这次试验在原子弹的内心装上了一部分热核材料,经过爆炸试验,实际测定到的数据表明,热核材料产生了热核聚变反应,为下一步氢弹研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根据。
1966年10月27日,我国在本土上空进行了一次载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爆炸试验,成功地击中预定目标,实现了核爆炸。
这次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技术难度甚大,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上空飞行,安全尤其重要。朱光亚对核弹头的小型化,核弹头装置导弹上如何适应环境条件,承受起飞、飞行、进人大气层的各种振动、冲击、过载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见解。
1966年10月27日9时10秒,导弹发射升空,飞行正常,试验成功。从此,我国拥有了具有实战价值的导弹核武器。
1966年一2月28日,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原理试验。这次试验意义重大,如果氢弹原
理试验成功,则我国极大威力的氢弹就可能研制成功。
早在1965年2月,在朱光亚、彭桓武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总结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共同制定了关于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其内容为: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工夫不负有心人,核武器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根据制定的突破氢弹原理大纲,加上无数倍的勤奋,研制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1966年12月28日12时,在罗布泊荒漠中,耸立天空的铁塔顶端的氢弹原理试验装置终于全部安装检测完成。一声令下,起爆!顿时,强烈的闪光后,蘑菇云翻滚着直冲蓝天九霄,伴随着轰鸣声震撼着戈壁荒漠大地。根据爆炸后取得的大量测量数据,尤其是取得了热核材料氖化铿一6在热核反应过程中的反应速率和聚变威力等重要数据,在综合分析各种数据的基础上,得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的爆炸威力为12.
2万吨梯恩梯当量,并说明氢弹原理试验获得了科学实验的成功。
1963年7月25日,国际上的核试验领域发生一件大事,苏联与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
我国对此条约表示强烈的不满。因为这个条约,对苏联、英国、美国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而我国要进行的正常核武器试验的权利将要被剥夺。
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为此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这个条约明显具有歧视性质,其目的在于巩固那些核大国的地位,束缚别人的手脚……”
1963年8月巧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苏联领导人,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捆绑中国的手脚……”
***在当年中苏论战中,写下了一句著名的词句:“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1970年10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斯诺问:为什么相对工业不那么发达的中国,在试验氢弹方面取得成就的速度要比法国和美国快一倍?
***回答: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试验速度比较快,其中一个原因还得感谢赫鲁晓夫,是他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们签订的合作协定,是他在1959年撤回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解决问题。
所以,在1964年,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提前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那么巧,正好成了把赫鲁晓夫送下台的一个礼物。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完全没有预计,我们怎么可能晓得苏联国内的政局到那么准的程度?第一次试验也不能就一定那么准确,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似的……
在进行地上核试验的同时,朱光亚以科学家的预见,开始把地下核试验提到议事日程。
1965年4月7日开始,在某个山体挖掘山洞,同年10月21日山洞打成,然后着手进行混凝土被服工程,以及各种测试仪器的准备。不久,由于受到“***”的干扰和其他因素,地下核试验的工作停顿下来。直到1969年初才重新开始此项工作。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平洞式地下核试验进行核爆炸试验,获得了预想的成功。
朱光亚对地下核试验,有着明确而前瞻性的认识,他认为,将核试验转入地下进行,不仅可以减少放射性污染,而且可以更深人的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的诸多参数。因为地下核试验可以靠近核武器,从而更准确地测定在爆炸全过程中试验数据,用这些试验数据来验证理论设计,最后校准二者之间的最佳值。
为此,朱光亚还很重视贯彻中央“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在地下核试验中,他要求尽可能多安排一些测试项目,以便尽可能多地解决几个科学技术问题。
被调到国防科委任副主任,担负起参与决策国防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重担
1970年,朱光亚由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调到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朱光亚调到国防科委,主管核武器的科研技术研究和发展工作。工作岗位变了,但他仍然保持着科学家的作风,仍然深人、精细、分析、研究核武器领域的重大发展和现存的问题,对每一份上报文件都仔细的分析、研究,并作出明确而具体的批示。从此,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决策性。
20世纪70年代初,中央专委批准建设秦山核电站(当时叫做上海核电站),朱光亚参与组织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的浓缩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担。他主持的由军内外200多名专家参加的《2000年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80年代中期,朱光亚作为***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和有关同志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这是一项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
1980年,朱光亚被选举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在5年任期中,他尽心尽力,为进一步建设中国科协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最大的科技群众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1994年3月,全国***八届二次会议选举朱光亚为全国***副***。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被推选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咨询、建议、协调、交流的职能,努力实施,并注意总结与提高,为我国工程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尽心尽力。
朱光亚1956年加入中国***,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一届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他还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先后兼任***学位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
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朱光亚550克纯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朱光亚的人生轨迹,对这枚无价之宝—“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理应受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