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斌南开 南开大学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

谈及天津自贸区未来的战略机遇,南开大学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在作题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的设立特色与战略机遇》的报告时介绍道:“中国式自贸区和世界自贸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自贸区的基础形态就是海关特殊监管区。

现在自贸区在这样的基础形态上又有很多衍生形态,最基础的是贸易物流型,主要运用天然优越的地理优势来发展港口、贸易、物流、仓储。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是出口加工型,比如中国台湾、韩国的自贸区,即在区内进行延展性的附加值制造,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美国的自贸区近年来的功能叠加也体现出出口加工型的特点。此外,现在世界上大多数自贸区努力转型发展的目标就是综合功能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向科技型、金融型甚至城市综合体,包括旅游、文化的方向发展。”

盛斌认为,中国现在建立的这几个自贸区都属于综合功能型,但除此之外还有些叠加的、具有中国目标和中国导向的功能。“一个是离岸金融市场,或叫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实际和境内关外的贸易形态类似,但它主要指金融的资金。

在这个区域内金融机构可吸收非居民存款,和世界上的非居民进行金融交易,所以这个资金只要不流入境内,就比较自由、便利,且按照离岸金融业务的基本规定不受本国货币当局的监管,比如利率管制、外汇管制、债务管制、准备金、存贷比等,不受限制。

整体上讲,离岸资金在全球有三种形态,一是完全分离型,像美国、日本;二是与境内货币完全一体型,如英国、中国香港;第三种是有限分离型,要开设两个不同账户—我们现在的自贸区FTA账户和国内的一般账户,在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是受到限制的,须有条件的审批与监控。

我国的离岸金融目前所采用的方式就是第三种,即在央行的监控下来控制资金的流动。而且我们鼓励所有的资金流动服务于实体经济,资金要与项目附着在一起,来防止市场对资产的炒作。此外,中国自贸区更大的一个功能是改革创新示范区,此功能在其他国家常规状态下是没有的。”

在盛斌看来,中国自贸区的建设重心包括如下几点,首先,放松政府管制、完善市场功能,所有改革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法制化、市场化的新型环境,增加透明度。第二,实现功能升级、促进经济转型,自贸区的发展整体上结构是一样的—经济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一部分,贸易、投资、金融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区域经济发展,譬如第二批公布的三个自贸区:天津、广东、福建,非常明显都是强调区域的发展。

第三,深化对外开放,适应规则演进。

“我们在这些区域推进的改革都是前瞻性、探索性的,很多政策计划都是为未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所做的尝试。自贸区的作用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特区所起到的增长、推动效果有所不同,它更主要的是起到改革的示范效应、创新效应。现在的所谓改革创新示范区不同于以往孤立的推进性作用而更强调区内改革创新的对外辐射,通过影响和改善区外不合理的部分,来推进国家整体市场化的发展。”

具体到天津自贸区的特点,盛斌说道:“与其他自贸区相比,天津自贸区首先突出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作用,作为北方第一个自贸区,天津要在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和对外开放新模式方面有极高的战略地位;第二,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京津冀一体化是天津自贸区发展的依托,而天津又是这之中一块发展的高地,一定要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第三,突出高端制造产业聚集,在航空、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而另外几个自贸区则更注重服务业,所以天津要突出特点,做到差异化发展;第四,突出优势行业创新引领发展,如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

”

盛斌认为,天津自贸区带来的战略机遇,主要有以下八大类型:提高准入与开放,扩大与外资合资或合作,需求融资与基金支持,捕捉制造、销售、服务、基建、房地产与新技术商机,享受税收优惠,利用政府公共平台,利用人才引进与劳动力流动,发挥辐射与联动效应。

具体又可分为企业与个人创业的便利化、消费增长、贸易便利化、跨境电子商务、扩大外资准入、鼓励对外投资、金融业开放、融资便利、发展融资租赁业、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天津市区县及滨海新区其他功能区的辐射与联动作用和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及现代前沿技术的使用这十二个机遇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