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治学院袁周南京政治学院教授严高鸿像战士一样倒下如丰碑一般矗立

201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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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编者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原主编.博士生导师.学院首届名师严高鸿教授,是一名"用生命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忠诚战士".他从事军队教育工作31年来

编者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原主编、博士生导师、学院首届名师严高鸿教授,是一名“用生命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忠诚战士”。他从事军队教育工作31年来,追求真理,矢志不渝,把个人事业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忠实“信仰者”,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勤奋“耕耘者”,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激情“播火者”。

在意识形态的阵地上,他执笔为剑,始终坚守着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悔信仰和神圣使命。

在国防教育阵地上,在没有硝烟的理论战场上,他奉献着自己的忠诚、智慧,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名忠贞不渝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严高鸿的一生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是新时期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5月的南京政治学院依然姹紫嫣红,古色古香的教学楼里,却消失了一位清瘦学者的身影。如果说战士倒在战场上,是一种无上的荣光;那么,严高鸿教授的离去,让人扼腕,更让人肃然起敬。

“如果论文开题那天我能让他中途休息时退出,也许他就不会猝然离开。”时间虽然已过去了5个多月,面对记者,新闻系王林教授仍充满着深深的自责。

生命中最后一条短信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开题已无法更改。后天能否去八一查一下?添麻烦啦!严高鸿”——这是他手机显示的最后一条短信,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

熬夜审阅完博士生论文开题报告,12月18日上午7点45分,严高鸿教授照例第一个走进了学院博士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会场。

作为南京政治学院最早的两名博导之一、学院“首届名师”,严高鸿教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思维学科带头人。这次他参加的却是新闻系博士生论文的开题报告会。

“虽然他并不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导,但只要他担任评委,大家心里就有底。”王林教授说,不知从何时起,学院各专业博士论文开题、答辩,都少不了要请他参加。不仅如此,省内乃至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评审都会慕名请他去。

“我们请他参加研究生论文的开题、答辩,他每次都要用红笔在论文上改得密密麻麻,吓人一大跳,竟比导师改得还要多。他不仅会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还会附上他认为可参阅的书目以及可考虑的问题。”对严高鸿的认真严谨,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正东感慨良多。

临近假期,白天忙于学报一大摊子事情,严高鸿只能利用晚上审阅论文材料。

“一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一万五千多字,4份论文看一遍下来,再批注上修改意见,需要几十个小时,60多岁的人了,还天天熬到深夜。”老伴王建清已经习惯了他的夜猫子生活。

这一天,严高鸿原本要去八一医院检查身体。后来的诊断结果证实,他将长期的心绞痛误以为是颈椎痛,酿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开题报告会上,严高鸿凝神细听,不时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博士生刘大勇论文陈述后,他进行了长达15分钟的讲评。中途休息时,他在王林教授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了一会儿。10时30分,报告会继续。掩饰不住疲惫的严高鸿将身子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上了双眼……这一次,他再也没能睁开双眼。

这一天,离他退休还有4个月不到的时间。

“激情燃烧”一辈子

“在我们这一代人恰逢改革开放年代可以有很多机会选择的情况下,我也有过感慨,有过困惑,甚至有过动心,但终究由于对教学工作的挚爱,对南政院的一份特殊感情,始终未能割舍与三尺讲台的情结。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可能再想别的什么了,可以说真是一生做了教师。”——严高鸿当选为学院“首届名师”时的发言。

32年前,在南大哲学系深造3年的南京军区某部宣传干事严高鸿,放弃去军区政治部机关任职,来到了南京政治学院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这一干,就是漫漫31年。

下转A2版

上接A1版 “严高鸿当年摘取了‘四个第一’:哲学专业第一个登上讲台的年轻教员,第一个介绍授课经验的年轻教员,第一个由讲授单章节内容到讲授整本教材的年轻教员,第一个在核心期刊《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年轻教员。”原哲学教研室主任方云光教授回忆说。

1989年8月,《哲学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严高鸿《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论》一文。文章提出,自然环境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他的观点被学界称为“严高鸿命题”。

这篇文章起因于严高鸿在安徽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论点,颠覆和修正了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的基本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早在人们环保意识还很粗浅的时候,他就在哲学层面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他紧跟时代瞄准现实搞理论创新的治学习惯的结晶。”熟悉他的同事们都知道,严高鸿搞理论创新研究,不是闭门搬原著,而是洞察社会变化孜孜求索。

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全新的战争观念和作战样式,引发严高鸿和同事们的强烈震撼和深深思考。现代战争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有什么共同规律?各国有什么不同特点?我国的军事战略思维又该如何定位?严高鸿苦苦思考着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纳入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思维学的视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和我在学术界已有成果基础上,牵头开始了军事思维学学科建设的新工程。”学院原院长毕文波研究军事思维学多年,严高鸿在他的提议下,为适应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需要,在研究生中开设军事思维学课程。

倾注着两位专家心血的一系列科研成果,也陆续面世。2000年,军事思维学列入全军军事科研工作“十五”计划课题。2005年,由他俩主编的《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并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一届“军事科学版精品名著奖”。

2010年,由他俩主编的《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出版,进一步揭示当代军事战略思维走向和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为贯彻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提供了理论支持。

“高鸿一直是在超负荷啊,学报的事情就很多,他还承担着科研任务、教学任务,还要带博士生指导博士后。”毕文波比严高鸿年长9岁,并将其视为最后的知己。严高鸿离去的那天,这位七旬老人扑在他遗体上孩子般嚎啕大哭。

无法兑现的“承诺”

“再过几个月,我就正式退休了,到时候我们买辆车,我陪着你去好好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严高鸿去年年底对妻子的承诺。

“严高鸿爱妻子、爱学生、爱生活。他不是书呆子,也不是个工作狂,他就像一块水晶一样透明。”在好友范开明教授眼里,严高鸿作为一名享受军级领导待遇的名师,可以很坦然地穿着带洞的毛衣参加研讨会等社会活动。

“严老师每月工资一万多,爱人是退休工人,每月只有一千多块钱工资,老严说他现在多省一点,将来身后也能给她多留一点。”学院科研部部长何怀远教授说,严老师简朴出了名,他身上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儿媳妇给他买的羊绒背心,他穿了一次就舍不得,收了起来,“说退休后再好好穿”。

严高鸿去世后,他老伴想给他穿什么,最后想到这件羊绒背心,结果发现,羊绒背心的标牌竟还在上面!

儿媳妇郭苏原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书橱的小抽屉里,珍藏着爱人送给他的一幅字、孩子们从尼泊尔寄来的明信片。旁边,小夹子整齐地夹着老两口出去玩的机票、火车票和公园门票。郭苏原这才明白,学问大、话不多的老公公,原来这么细心。

对自己抠门的严高鸿,对学生们却很大方。

基础部教员袁周当年考取了学院自费博士生,需要4万元学费,却因家境清贫加之妻子生病,萌生了放弃的想法。严高鸿知道后,打电话让他“来一下办公室”。“现在4万元对你来说不少,但是你的工资也会涨,错过这个机会你将来要后悔的。”说完,严高鸿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万元现金。随后,他亲自去研究生处协调商量,给袁周缓交了两万元学费。

严高鸿爱人才,在学院是出了名的。

2000年6月,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讲师方永刚向学报投来第一篇文章——《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虽然当时这篇文章还略显稚嫩,但严高鸿从思维开阔、饱含激情的文字中发现“这是个苗子”,特意打电话让他修改。

从那时起,两人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倾心交流。“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道路上,严教授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信心。”方永刚不止一次地这样说。2004年5月,正在读博士的方永刚和导师黄金生教授,专程从大连赶来,向严高鸿征求博士论文开题意见。方永刚住院期间,还坚持给严高鸿投稿。他去世后,严高鸿忍不住悲恸,专门写了篇文章,追思这名年轻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