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养毅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中国和日本

联合康、孙两派的努力失败后,宫崎滔天就一心扑到了协助孙文革命上来。在他的竭力撮合下,终于将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联合起来,三家在1899年9月份,成立了“兴汉会”。

机会马上就来了。1900年,北方爆发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广东富豪、孙文的幕后金主何启,与孙的助手陈少白商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孙从日本致信好友刘学洵,请他帮助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学询是广东赌王,当时是李鸿章的主要幕僚。

在刘学询的安排下,李鸿章同意与孙文会面,于是,在6月17日,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陪同孙文从日本乘船到香港。李鸿章派来的军舰等候在公海上,但孙文临时改变主意,放弃了到广州面见李鸿章,而是由宫崎寅藏等日本人代表自己前往。

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和孙文许诺李鸿章,如果独立成功,将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的“总统”。

李鸿章在奉命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前,于7月17日先到香港,与香港总督卜力进行闭门磋商。孙文则在船上等待消息。在这次会谈中,李鸿章明确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建议。

孙文并未坐等李鸿章的消息。他与宫崎滔天等,在船上召集了军事会议,商讨利用北方动乱的时机发动武装暴动。孙文毫不讳言:“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须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参加孙文两次海上军事会议的宫崎滔天,其间却在新加坡弄出了绝大的动静。

宫崎滔天与李鸿章在广州见面之后,于6 月29 日到达新加坡。当宫崎滔天还在旅馆等待孙文赶来,要在新加坡做一系列革命暴动的准备时,7月6日,新加坡警察突然逮捕了宫崎滔天。从宫崎身上搜出了两把日本军刀,及3万元巨款(刘学询所赠)。尽管证据并不充分,宫崎滔天还是在7 月13 日以“妨碍治安”罪被判处流放5 年、驱逐出境。

大大出了一次风头的宫崎滔天,回到了香港,参加孙文的第二次海上军事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策动惠州暴动,与占领厦门的日军互相配合。这次暴动,幕后的支持者是日本在台湾驻屯军。军事会议之后,孙文就赶到了台湾,进行遥控指挥。

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惠州暴动进展顺利。但是,日本国内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对厦门事件及惠州暴动坚决反对。伊藤博文再度出任总理大臣,他立即将孙文驱逐出台湾,并下令在造反部队内协助作战的日军官兵,必须立即退出,否则严惩。

而厦门方面,日本的妄动激起了国际反弹,俄国率先退出八国联军,从北京撤军并收缩到东北,趁机觊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其他列强则纷纷派出舰队前往厦门。伊藤博文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而失去了日援的惠州暴动,也随即失败。

在惠州暴动中,宫崎滔天负责为孙文采购军火,但却被日本进步党干事、议员中村弥六所骗,枪械全是废品。这令宫崎滔天对世道人心又是感慨万千。

惠州起义失败后,宫崎滔天感觉那做大将、当英雄的梦破裂了,“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甚至想“遁入空门”。

心灰意冷之余,他在1902年完成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将自己多年的英雄梦呈现给读者。而他自陈,写作这本自传,就是“当做半生的忏悔”,以摆脱俗务,进入“浪花节”(日本一种演艺)界。他那位为他苦苦支撑了几十年家庭的妻子,鼓励他应当继续追随孙文,到欧美去“从事革命的研究和宣传”,他坚决不听。

从1902年开始,宫崎滔天在“浪花节”从事演艺,长达8年。之前,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项工作坚持如此长久。曾经的革命经历,成了他最好的广告,班子每到一地,“以锣鼓领先,全班人马每人后面跟随一个艺伎,乘人力车成一字长蛇阵,沿街游行。

贴出的海报足有一铺席大,上面写着:‘一颗头颅悬赏十万两,为清国政府追捕的白浪滔天——宫崎滔天在此。’” 这种舞台上的成就感,成为他“做英雄、当大将”的替代品。他自己创作的《落花之歌》如此唱道:

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如今一切计划破,此梦遗留浪花节。弃刀废剑执手扇,一敲即响黄昏时,与钟同谢是樱花。

个人志向的转移,并没有影响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党的交往。他继续在报端热烈鼓动中国革命,为孙文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购买武器。他促成了孙文与黄兴的联合,也为孙文与宋教仁的相识牵线搭桥。他收留了黄兴的儿子黄一欧,以免黄兴有后顾之忧,自己虽然穷得吃豆腐渣,却总是给黄兴一家张罗米饭。

当孙黄二人闹摩擦之时,他竭力劝解,为此,孙文送给他“推心置腹”四字条幅,而黄兴则写下“儒侠者流”条幅,至今仍然保存在宫崎滔天的故居。日后黄兴去世时,宫崎滔天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两位湖南当地的学生被深深感动,给宫崎滔天写了封信,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其中一名学生,名字叫做毛泽东。

辛亥革命之后,宫崎滔天虽然一直声援孙文的任何斗争,但是他已经对现实相当悲观。1922年12月6日,宫崎滔天病逝于日本。

宫崎滔天的行为,连日本人自己都看不懂。他的“主公”犬养毅说:“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已本来的任务,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在犬养毅的眼中,支持孙文,其目的无非是“将彼辈(孙文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宫崎滔天却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受益良多的孙文,对宫崎滔天当然充满了好评。他在为宫崎滔天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时,将宫崎滔天比作隋唐时期的“虬髯客”。

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将宫崎滔天称为“唐·吉诃德型”人物,中国革命则成为他宣泄澎湃激情的舞台。只是,成为“唐·吉诃德”们的舞台,对中国来说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