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论中国梦 颜昌海:20世纪昙花一现的“中国梦”

目下中国大陆从官方到民间都热衷于"中国梦"、"宪政梦",殊不知这些个梦早在上世纪都应该实现。因为阴差阳错,到如今还仅仅成为国人的谈资。今天是笔者的乡亲、中华民国"宪政之父"宋教仁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在网上以文缅怀这位巨匠,寄托哀思之余,也或可激励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国民党代理事长。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逝世于上海,享年32岁,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1899年入读桃源漳江书院,1901年中秀才;1902年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1903年8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1904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潜赴日本;12月13日抵达日本;1905年6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1910年返回中国。

1911年宋教仁到上海组织反清运动,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武昌组织外交工作。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受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魁身分组阁之际,3月20日,被袁世凯所雇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依旧回天乏术,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2岁。身故后,宋教仁之墓安在上海市的闸北公园。

事后警方追查凶手为失业军人武士英、帮派份子应桂馨、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但武士英后来吃了毒馒头,暴死上海狱中;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中毒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没有其它人曾经象他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所以他是一个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实在是不过分。

仅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

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早在日本他就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

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起草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见过,并称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在这三巨册中,无疑这是他的宪政思想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

可惜已经遗失,内容无从考查,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其它文献和政论、演讲中想见他当年的良苦用心。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21条之多,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

由他起草的七个官制草案,条分缕析,非常详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法制院长,多数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笔。《临时约法》虽然并非出自他的手笔,但无疑也包含了他的宪政思想,融汇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宋教仁一贯主张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武昌起义前夕,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

对此宋教仁后悔莫及,所以他才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可能的。

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教仁所以致力于把同盟会从一个革命党改造成普通的政党,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党内阁主张。

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如刘揆一),有些悲观绝望,如邹永成写了一首绝命诗以后就投黄浦江自尽了,诗中有"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这样的句子。孙中山当时已退出政治,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准备修铁路二十万里。

宋教仁却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建议,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有过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的打算。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手段谋破坏,后者以和平手段谋建设。

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它政党组成了国民党。他在《通告海外书》中宣称"然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但他是主张两党制的,认为当时时事艰难,没有强大的真正政党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

而真正强大的政党,没有社会扶持,没有各党的相互勉励是不可能形成的。各党虽然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盼望其它党不发达。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就说得喊明白,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所以他才到天津密访梁启超,提出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

他深刻地认识到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威集中于国会,只要我们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民初的中国(1912年前后)政党林立,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其它的都不过昙花一现。宋教仁就是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国民党成立时有"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进步党也有"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说法。

两党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经初步形成。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都忽略了袁世凯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是不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谈论什么多党制、两党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20世纪初中国悲剧的根子也是在这里。只要袁世凯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成了痴人说梦。

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能把先辈们的理想一笔否定了。百年回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年所追求的宪政目标的价值,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鲜血是不能亵渎的。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对选举资格作了具体的限制,规定有民国国籍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人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

这几项条件主要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方面作的限制,其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选举权限制(美国开国初期,也规定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经过178年才实现普选),所以尽管只有10%的人参加了投票,民初的这次选举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也是唯一一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的议员。

宋教仁在家乡湖南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整个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在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他的言论风采轰动一时,也使整个百年史仿佛有了些生气。

由他组织责任内阁,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航船,仿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了。他拼命造党,与袁世凯、与其它政党在宪政轨道上竞争的第一步可以说实现了,他的理想——"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即将成为现实,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竟然敲响了宋教仁的丧钟。他不知道他这个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此时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也将寿终正寝了。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这位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世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是他的宪政思想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可以看作是他尚未实现的施政纲领。他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我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着,他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这一切即使过了多少年都有他不可磨灭的价值,他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了20世纪政治史的黑暗夜空。

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连陈其美、陈炯明这样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遥远了。早在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之前,陈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执行暗杀的人后来成了民国的总统,没有比这些血的事实更加惨痛的一幕幕了。

我们为什么只谴责袁世凯不守规则、践踏人权?陈其美呢?陈炯明呢?他早在民国元年就在广州对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了,比张作霖、张宗昌们要早得多。

所以,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观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是20世纪那些血写的历史告诉我的事实。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着地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袁世凯、是唐继尧、是刘揆一、是胡瑛、是蒋介石……,他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于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

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它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用光明正大之手段,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它小党合并,终于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

这个"国民党",不同于1924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后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许多后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

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抵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于是被刺;开启了中国此后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仍到北冰洋去。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

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春天所淹没。

为缅怀和纪念这位中国宪政事业的先行者,人们纷纷来到上海闸北公园内的宋教仁墓地,凭吊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早春时节的闸北公园,春雨绵绵,柳芽初绽,细草未绿。走过曲曲弯弯的路,绕过弯弯曲曲的河,终于来到公园一角,远远看到有一个半圆形的墓地,这就是宋教仁之墓。墓高出地面约2米,周围绿树环绕,巨木森森。四周则人声嘈杂。

墓前有宋教仁的坐像,左手持书本,右手托腮沉思,看上去有书卷气,好思考。坐像下有大理石基座,上刻章炳麟手书的篆文"渔父"二字。渔父是屈原作品中的形象,意为世外之人,后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也用了渔父形象。这一来渔父意为桃源,暗指宋教仁出生之地为桃源县;二来,宋有归隐田园之心,本无恋于名利,只是国家需要,才为宪政努力。

归隐是他内心的追求。碑的背后有于右任题写的碑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于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痛惜之情,悲愤之气,溢于言表,感天动地。

墓碑上刻着孙中山的字迹,上刻宋教仁之墓。墓上有雄鹰踏着蛇的雕塑。雄鹰健壮有力,将毒蛇踏于足上,并用利喙向着毒蛇啄去。其寓意非常深刻。可以认为是惩恶扬善,也可以看作是宪政制度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雄鹰象征着宋教仁的壮志和精神。

这个墓,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民国3年(1914年)6月下旬,宋墓落成。遗体迁入墓地这一天,上海有近万人为他送葬。当时的陵墓形状为方形塔,由红砖砌筑,高3米,分上下五层,最上一层以白瓷砖贴面,墓顶用黄石制成上尖下方形,世人称"宋公园"。

1929年(民国18年)民国政府准备修建宋公园,后因日本侵略军两次入侵上海而未能修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难深重,上海成了孤岛,宋墓杂草丛生,一派萧瑟。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政府开始修葺宋墓,并将宋墓所在的公园定名为"教仁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教仁公园"于1950年5月28日正式易名为"闸北公园"。文化大革命中,宋教仁墓遭到极大的破坏,变得面目全非。那时的宋墓,墓地一片狼藉,青铜雕塑老鹰不知去向。人们不时地在被毁的墓地前举行批判会。一代宪政先躯,生前被暗杀,后死被毁墓。历史是多么地荒唐啊。直到1981年,上海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才拨款在原址修复了墓地。

宋教仁是在袁世凯执政时期被暗杀的,面对宋公之墓难免眼浮血光。但令人联想到杀人的更主要的原因,是"镇反"和"肃反"运动中,这里曾是枪毙"犯人"的刑场,杀人的地点就在公园南端,离宋公墓一二百米。附近许多居民都见到过那时的场景:军人用大卡车押来了未经法庭审判便由"军代表"定罪的"反革命",一个个拖下地,随即枪声爆起,血肉横飞,既恐怖,又草率,比屠猪宰羊更简捷得多。

而且没有任何仪式,被杀者简直就如同一堆堆只待尽快处理的垃圾。

附近有个医学院,每当解剖室需要死尸,就到公园来拉死人。有一个晚上,工友老马照例把几具尸体拖进了储藏室,冷不防听到有人说话,原来是个中枪却没死的女子,央求道: "救救我!我是大学生,没做过坏事……"老马吓得魂飞魄散,狂奔乱叫,惊动了值班干部,马上通知警方,派人过来补枪了事。

文革时期,公园西边,距宋公墓50米左右的共和新路上,逢年过节之前,总有车队向北驶去。车上是挂着牌子的死刑犯,他们被一路游街示众,送往粤秀路靶子场当众枪决。在这大批被杀的人中,曾有一个正直的农村知识份子钱建中,被杀的罪名有两条:攻击文化革命,坚持反动立场。

那年头杀人不希罕,自杀的也不稀罕。陵墓旁边的师范新村的教师和他们的家人就自杀了好几个,其中一对夫妇还是留美归国的高级知识份子。在那被某些人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死亡和恐怖的幽灵到处游逛。游街,批斗,抄家,逮捕的节目到处在上演,工厂,学校,机关的高音喇叭整天喧嚣着官方的指令与说教,还有令人恶心透顶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逼迫着所有的耳朵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