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乱局清醒客——赵烈文与《能静居日记》

同治三年四月份,正是南京前线战事白热化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听曾氏命令,拒绝将江西牙厘调拨南京,朝廷居然明显袒护沈。曾非常生气,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深感委屈。曾氏是一个严于责己的人,面对朝廷的不公,他首先检讨可能是自己位高权重,导致旁人猜疑的缘故。

他向朝廷奏请于江督、钦差两职中辞去一个,以示自己不恋位爱权。对于朝廷的作为,赵烈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这年的四月初八日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回顾曾氏自组建湘军以来的"坎坷备尝,疑谤丛集",八九年间一直客寄虚悬,甚至咸丰十年的江督之命,也是"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

赵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不得内主奥援",就是说曾氏朝廷无人。赵认为人之性情是"爱己而憎人,喜亲而恶疏",朝廷中没有得力的自己人、亲信人,则外臣难成大功。

他以明代两个带兵打仗的外臣为例,一为王守仁,因为与兵部尚书关系密切,在江西平乱事业顺利;一个是熊廷弼,事事与中枢不协,结果事败命亡。赵认为处曾氏之位置,责己也罢,求退也罢,都"乃匹夫介士之操,非体国大臣之当守"。赵烈文冷眼相向的清醒,不得不令人佩服。

曾氏终于成为胜利者。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曾氏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主要对手究竟是谁,他的胜利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课题,已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在当时一片颂扬声中,极少有人关注。赵烈文开辟这一领域的先河,曾经当面与曾氏畅谈此事。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曾氏与赵有过一次长谈。他们从北宋韩琦、范仲淹谈到眼前。曾氏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曾氏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曾氏的胜利当然靠的是与太平军作战而得来的,怎么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战却是成了十之五六。这在当时,显然是奇谈怪论。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官场、烂掉的八旗绿营、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种种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陈腐不堪的规章制度、律令法规等等。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世人看到的只是表层,赵烈文看到的才是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

更令曾氏本人没有想到,也是他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曾氏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氏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非人力所可制止。

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极为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赵对此分析的那段话极为难得,还是照录最好:

初鼓后,涤师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变异,奈何?

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

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这段话是曾氏与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的对话。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果然清王朝立时土崩瓦解,并无南渡苟延的机会,接下来的是长达十多年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对于清朝廷崩溃的形式和日期,以及中央政权垮台后的全国形势,其预算之准确与精密,令人惊诧莫名。具有如此眼光的人,古往今来并不多见。

这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赵烈文,他的这些乱局之中的清醒认识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日记里。这样的人物,我能不写进我的小说吗?如此日记,我能不细加研读吗?我决定寻找《能静居日记》的全本。

全本找到了,是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的影印本,一共有六大册。但当我打开时,却立马遇到极大的困难。赵的日记是用行草体所书,尽管书法流利娴熟,却有许多字令我辨识困难。我想,如果有人来先扫除这个障碍,然后将它排印出来,岂不会给这部日记的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吗?但这事不容易做成。

首先是准确辨识草书的人不易找到,其次是出版此书的成本太高,出版社不能不考虑经济核算。后来我在台湾遇到一位学者,他竟然主动跟我谈起《能静居日记》。

他说,几年前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就有整理出版此书的意图。高阳先生想自己来做整理者,他亲笔誊抄了一部分。可惜,高阳先生不久病逝,此事搁浅。这位学者希望大陆出版界来做这件事,并热情地送我一叠高阳先生亲笔誊抄的影印稿件。拿着这叠稿件,我愈加感觉此事的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