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的预言 赵烈文当年的预言
1867年六月,赵烈文在与曾国藩谈话时预言:不出50年,清朝必亡。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赵烈文大概是第一个准确地做出这种预见的人。
1865年,捻军在山东击毙僧格林沁后,清廷大为震动,急调曾国藩督师北讨。
曾国藩北上时,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字惠甫)一直送到江都北边的邵伯镇才返回。在这一个多星期里,两人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经不住赵烈文的请求,曾国藩答应收下这个弟子,并在邵伯镇写下一幅四百多字的横幅,送给这位心爱的门生。
有了师生名分,当同治六年(1867)两人再次聚首金陵,赵烈文第三次进入曾国藩幕府后,几乎无日不长谈,无话不可言。在曾国藩日记中,也几乎每天都记下了“至惠甫处一坐”“与惠甫久谈”之类文字,有时一天要聚谈数次之多,几乎没有白天黑夜之分。
他们两人最重要一次谈话发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发出了石破天惊的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赵烈文大概是第一个准确地做出这种预见的人。
“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天黑后,曾国藩到赵烈文处聊天,忧心忡忡地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京城)气象甚恶(形势不好),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势必会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指中央政府先垮台),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以烈(赵烈文自称)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指各省)无主,人自为政(地方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听了赵烈文这番石破天惊的谈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不可能完全被推翻,顶多发生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政权南迁后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局面。
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指亡国),未必能效晋、宋也。
”他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后还能苟延残喘百余年,恐将彻底灭亡。 赵烈文虽然回答得十分坚定,但曾国藩还是不能完全认同他的说法:“本朝君德正(皇上德行纯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受报答)已不为不厚。
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的回答,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
明朝灭亡后,清军因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有天下者太巧”;入关后为震慑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决定了它的统治缺乏道德“合法性”。
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君德”比较“纯正”,但善与恶并不能相互掩盖和弥补。何况“天道”已经给了清王朝十分丰厚的回报,给他们带来过文治武功远超前人的“康乾盛世”,因此这些后来君王们的“德泽”,既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惨无人道,也不能成为后继者享用不尽的政治老本和天然倚靠,更不足以补偿其统治合法性的严重匮缺。
赵烈文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预感到了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他没有继续反驳,而是在沉默良久之后表示了默认,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希望自己快点死掉),忧见宗祏(指朝廷)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开玩笑)。” 赵烈文安慰曾国藩说:“如师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音夹)然(无动于衷)乎?” 清王朝不仅“大势”已去,而且“气数”将尽 此次谈话对曾国藩的触动虽然非同小可,但此后几天里,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脑海里。
他有时同意赵烈文的看法,有时又产生怀疑,觉得大清王朝不会死得这么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从曾国藩自身的利害来考虑,还是从他所肩负的责任来观察,他都不希望或说不愿意看到由他亲手拯救出来的大清王朝走向灭亡。
不过他又是个敢于正视现实的人,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和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作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他不能不对清王朝的结局提前做一番考虑。
半个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国藩又把赵烈文约到两江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边乘凉边继续探讨这一重大问题。 赵烈文说:“在上海见恭邸小象(恭亲王奕的照片),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
”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倭仁相国)争持,无转身之地(回旋余地),忽尔解释(消解),皆其聪明之征也。
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音素,力不胜任而败事)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 曾国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减征(指太平天国乱后减征赋税),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军队的经费开支,可以不必造册报销,只需开一个简明清单上奏。
换句话说,这些年湘军花多少钱就算多少钱,朝廷都认可,不予查究。),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 赵烈文说:“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
……议减征,创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发起的倡议,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报销,则以此番饷项,皆各省自筹,无可认真(不能按照以往惯例认真核查),乐得为此宽大,亦巧见耳。
勤政诚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见长,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误。……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指朝廷)有人(关键要有好的领导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 听了赵烈文这番议论,曾国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过他对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种希望:“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一女主(指慈禧太后)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
” 赵烈文毫不顾及曾国藩的看法,一心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然。顾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只是威断在顷刻之间,上下蒙蔽的事情却发生在以后)。……一部《红楼梦》即其样子,又足多乎?所谓威断者,不在行迹而在实事(不在于表面说了或做了什么,而在于实际效果如何),一语之欺,清浑立辨,则群下无不惴惴,至其面目,转不妨和易近人。
” 此次谈话非常有趣:曾国藩特意约赵烈文到后花园交谈,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权柄不下移”和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太后遇事“威断”等等来说服赵烈文,如果能让他改变看法当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从他口里听到自己所预想的结果,这样他心里就会得到一些宽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虑不安。
然而赵烈文完全不这么认为。他对曾国藩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赵烈文的核心论据是“大势”,或者说是“气数”。他不仅认为清王朝的“大势”已去,而且“气数”也将尽,不会再有什么希望。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好亲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没有。也就是说,清王朝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是大势所趋,是谁也左右不了的。 赵烈文真的富有洞见。
他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非常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当朝权势人物的机要幕僚,对恭亲王、慈禧等人的判断却异常准确,以后的历史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恭亲王确实是朝中少有的开明权贵,在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
但他的从政经验、控驭权力的能力都不足,与慈禧太后稍作抗争失败后,就被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使自己变得更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恭王”,这些都证明他确实仅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气魄”和“大胆识”。
慈禧也确实“威断”,很有政治手腕和控驭臣下的非凡能力,但她对中国的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对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心中无数,对世界的变化和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威胁,不知道从长远的角度加以应对。更为糟糕的是,慈禧太后缺乏进取精神,纯粹是个权力迷,一心只追求权力,别的都可以不管。
一句话,她有控驭权力的能力,却缺乏远见,只知道维持现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见识、眼界、魄力,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在这种目光短浅、得过且过、唯我独尊的人领导之下,她越是有“威断”、能“威断”,对国家的危害就越大,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赵烈文能把大清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看穿、看透、看死,说明他的眼光确实够深刻和老辣。
在专Z社会里,王朝兴衰和江山社稷长短的话题,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说同事朋友之间,就是亲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间,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国藩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显然更不适宜谈论这种话题。
然而,他和赵烈文,不仅反复倾心交谈,而且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即使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亲密无间,相知很深,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导和幕僚之间,能够达到这种高度默契的程度,确实少有。
当然,赵烈文观察事物的独到眼光,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对时局发展的冷静分析等等,对曾国藩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他无法拒绝听取他的意见和看法。 曾国藩对赵烈文的论断,表面上好像仍然无法或不愿意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久偏安,实际上在他内心里,已经无法抹去清王朝即将灭亡的阴影,一个多月后,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赵烈文交谈这一敏感话题并说出下面这句含义深刻的话:“如捻贼得灭,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指剿灭太平天国),不然,何足道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