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城租房面面观

历朝除王公勋戚外，官员住房并不实行供给制，“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租）官舍私宇居止，比比皆是”“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由唐至清，在京城的官员们大多租房而居。房屋租赁业可溯至秦汉，唐宋则形成市场，极为普遍。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北宋设置房产租赁管理机构，以后的朝代基本予以参照。

清廷进入北京后将八旗划至八个区城，官佐士兵及家属皆免费居住。王公由朝廷按等级配置府邸，废黜则收回；降等也须迁出，原邸重新分配。

旗人连家属不过20万人，房屋有余，于是按八旗划为24片，官房可出租，各自负责签订租约、修缮等事宜。西城今仍有官房、东官房、南官房、北官房等地名，即为遗迹。开除旗籍的如曹雪芹，房屋也会被没收划为官房。

北京官房甚多，租金也不贵。《故宫珍本丛刊》所记现存“内务府则例”及八旗档案可窥租金价格。雍正年间规定从三檩至七檩每间银五分至二钱不等，但因地理位置增减，繁华地带可高至三四两。

除官房外，旅店也可长租，租金不贵，但环境较差。东四、西单牌楼一带铺面房则贵，三四间月租八吊至十吊（清中期后一吊折合一千至一千五百文左右）。正阳门内的铺面房，在道光年间一两间至上下六间，为一吊至一吊六百文之间；小院两吊四百文。出租官房方便了商家、外地进京之人，对北京的繁华起到了颇大的作用。

汉人京官不管分配住宅，俸禄也不足以在京购买住宅，能买得起大宅邸的如张之洞，必是高官。即如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进京也多借住校尉胡同贤良寺。翁同龢宅邸，位于今东单二条东口，有数十平方米的假山小花园，由几个横向排列的小四合组成。在京城，这不算深宅大院，即便如此，一般京官也是望“宅”兴叹。

清代北京的会馆是公益性的，可为各地赶考举子、京官、进京商人提供住宿，不收房租，仅提供开水。好处是住期不限，但严格禁止携住女眷、婢女。李伯元《南亭笔记》曾记载有婢女入住，引起“閤馆大哗”。此规矩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后，鲁迅住绍兴会馆期间，也曾目睹由此引起的争吵。所以有家眷的京官会去租房，咸丰年间李慈铭官做到户部司官，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详细记录了租房过程、价格等。从同治十年起，连续转租了前门打磨厂吉顺旅店、菜市口铁门胡同、保安寺街，后来年俸涨到240两，可以租住四合院了。

级别稍高的京官们租房，一般在宣南，大部分是小四合。因为小四合购价不菲，清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载，咸丰九年有人将宣南骡马市果子巷一个小四合抵债，以七百两银作抵。七百两近小京官十数年俸银。咸丰年间房价贵，租金也上涨。《林则徐日记》载，林则徐当时是翰林院庶吉士，无实职，要参加“考差”，取得名次才可分配职事。他与朋友二人共租“房九间，租银七两”，此九间非九间房，按行规计算，一条檩一间，如三间东、西房不加隔断，即称三间。“九间”实际上是三个筒间，三人合租，平均每人二两多银。当时银七两可折黄金三钱，可见花费不菲。原因不外有二：翰林院庶吉士虽清贫，但属京官清要，顾及面子。其二，为考试前途，宁可住得舒适一些，但由此可见租金之贵。

京官很少租官房，虽然租金较宣南一带便宜且稳定，亦可长租，但不如小四合私密、舒适，所以京官还是选择宣南。再者，清中期以前，汉人包括官员不准在内城居住。六部衙门均在今长安街两侧，居在宣南，去衙门点卯也便利。

租房如同买房，中间也有职业掮客，称之为“纤手”。《实用北京指南》有纤手条：“买卖房地物件或租赁及借贷银钱等事，均可托之。事成，各出资酬之。通例为成三破二。如价值百元，买者酬百分之三，卖者酬百分之二。”纤手在老北京话中称为“拉房纤”。《北平指南》则云：“租赁房屋，与买卖不同，俗有两份三份之说……其三份者，除一茶一房外，余归中费，惟纤手撮合买卖、租赁各事，于双方成立契约时，须免中人之责、签名画押。”《北京商业契书集》收光绪三十一年“租折”，记东安门外一所房月租银五十两，但付“扫找、房钱、茶钱，共是一百五十两”，除房租外，酬劳并不低。

清代一般经中人介绍，确定租赁关系，会有契约，包括铺保、房折、装修账簿等，具有法律效力。所以，租房者大多会选择“跑纤”，即纤手操办，既省心又省事。

除了旗人，清代二百多年，北京租房者基本是京官、商号、外地进京者。政府除对八旗官房设管理机构，对民间租房并不加以干涉。民间也并无买房租房的商号，均由纤手运作。发生纠纷则由主管衙门受理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