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秋后人 现代电影先驱人郑正秋:胡蝶就像保姆般跟随

郑正秋(1888~1935),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广东潮州人,编剧,导演,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校长

如果没有郑正秋,后来的中国电影史上,也许不会留下胡蝶、阮玲玉、蔡楚生这3个名字。

胡蝶本是其他电影公司里并不出名的小演员,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正秋看到了她在一部电影中的表现,觉得她“天生丽质,感情丰富”,以月薪两千大洋的重金挖角,并为其量身定制了多部剧本,悉心教导数年后,胡蝶便红得发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电影皇后”。

阮玲玉与郑正秋的第一次相见,是在郑主持的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招生面试时。这个16岁的上海姑娘由于紧张而发挥失常,不过,郑正秋却从阮的气质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的模样”,他破例给了阮再试一次的机会,也成就了日后中国影坛一段悲剧般的传奇。

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在1935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电影拿回了首个国际奖项。但在此前6年,他还只是个电影公司里画布景、写字幕的小工和临时演员,他的命运,在一次鼓足勇气夜访郑正秋后发生了改变,郑很欣赏这个“对电影有独特理解的年轻人”,并将蔡带在身边,做了6年的副导演。

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像郑正秋这样的伯乐恐怕不多,他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电影人心目中的良师。但他的“老师”,却是著名电影明星卓别林。

在郑正秋那个年代,看电影已经成为人们“赶时髦”的一种方式。不过,大银幕上放映的是各种戏曲短片、风光片,并没有太多的社会意义。但类似于卓别林这样穿着破上衣、大皮鞋,舞动着手杖的落魄的小人物,成为郑正秋作品中超越时代、不可或缺的形象。

这位编剧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1913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他用一天一夜时间写了3000多字,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剧本由此诞生。随后,郑正秋负责给演员说戏,搭档张石川掌管摄影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胶片讲述故事的旅程。

这部电影的拍摄场地,只是马路边的一块空地,用竹篱笆围个圈,3面挂上幕布当做墙,就成了一个片场,为了节省开支,墙上的自鸣钟、衣帽钩都是画出来的,就连一部分桌椅,都是让寿衣店扎出来的。

找演员的过程更是头疼。那时,中国没有一个专门培养电影演员的学校,郑只能从演话剧的演员中挑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演员们的表演夸张而卖弄,脸上的妆油彩浓重,两眼像两个大窟窿。也没人知道什么叫特写镜头,演员需要表达强烈感情时,只能捶胸顿足。

这部当时的国产“巨片”,连续上映了60天,在上海引起了空前的轰动。20世纪初的中国观众,头一次在电影里看到了中国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他们很快被剧情打动,并深深地陷入其中,体会故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据说有人场场不落,连着看了60遍。

但郑正秋并不满足于此。1922年,郑正秋谋划了数年的明星影戏学校宣告成立,郑任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电影专门人才的“电影学校”,招生之日,附近的贵州路、南京路等路口人头攒动,报名的人排成了长龙,郑正秋高兴地大笑:“中国电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这是人们印象中为数不多的郑正秋高兴的样子。这个广东人戴着2000度的深度近视镜,无论冬夏都穿着棉长袍,身体瘦小羸弱,说起话来总是一脸严肃,“从镜片后面投射出的目光温和而认真”。

在从影的20余年间,他总共拍摄了50多部电影,“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小人物在大时代面前的无力感,和一个永远光明而不失希望的结尾”,成了郑氏电影里不可复制的一种符号。

在去世前一年,他甚至躺在担架上去片场工作。人们眼中的大明星胡蝶,总像个保姆般跟随左右,帮他把毛毯盖好。郑正秋去世后,胡蝶甚至买下了他的房子,搬进去住,在她看来:“这是怀念老师最好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