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马天水 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举行的会议结束以后,汪东兴当面交代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局长,要他给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上午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谈。电话接通后,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冯天水又问还有谁参加?周说还有上海警备区周纯徽司令员;马天水还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

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10月7日,也就是马天水到北京听中央通报的这一天,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但打听不到消息。8日晚上,在北京的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他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

中央向上海派工作组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

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武装叛变的事情拖了下来。

也就在这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国家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陈锦华谈话。陈锦华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谷牧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来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

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

针对“四人帮”上海余党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的情况,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会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

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市、江苏省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约250人左右。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在中央领导同志找马天水等谈话后,他们回到上海的当天,也就是10月13日下午4点钟,马天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示。在会议议论中,黄涛(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发言,说就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经他这一煽动,会场立即闹开,有人当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叛变。

10月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抵达上海,住在海军上海基地。中央工作组当晚即把马天水找去,当面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

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对马天水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0月27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同志站出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

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因为当时会议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紧张。

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