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的父亲杜月笙 杜月笙的儿子回忆父亲
口述人 / 杜维善 摘自 李菁著 《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2007 年5 月的某一天联系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杜维善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京腔,在电话里,杜先生把采访约定在未来他回大陆的某个时机。
时间久了,这个约定也慢慢淡忘,偶尔想起,以为不过是谢绝采访的一种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电话,“我是杜维善,我到北京来了。”见面时坦率告知之前的疑虑,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
75 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作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这位被称为上海滩教父式人物,几乎成了旧上海的符号。
20 世纪60 年代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时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颇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 年,杜维善将自己收藏的全套丝绸之路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一项空白。杜维善并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愿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因为父亲与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杜维善也关注着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不过对孟小冬与梅兰芳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杜维善坦言并不指望电影能展现多少。他最关心章子怡演的孟小冬究竟像不像。
遥远的父亲
对“杜月笙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说,这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没人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见,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自从做古钱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奇怪,因为大家认为我是个家庭背景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选择的,我也没办法逃避这种命运。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 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老公馆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以威胁让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
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 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睡觉前,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