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飚回忆父亲庄则栋

45岁的庄飙不停地奔走在医院大门口和太平间之间,去接一拨又一拨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客人。2013年2月28日的早上,北京城先是大雾,然后大风。接受告别的是他父亲,享年73岁的庄则栋,曾经连续获得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来的名人不少:濮存昕、陈鲁豫、陈喆……但唯独不见体育系统的人,甚至包括庄则栋的队友和学生……有人私下表示接到了通知:不得参加庄则栋遗体告别会。

没有人愿意公开证实这条通知是真是假,但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告别会,包括那些已经订好了机票的人。

“他的人生,这一辈子‘辉煌壮丽’,肯定不辜负这四个字。”庄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第一个信号”背后

庄飙原先叫“庄彪”,父亲给取的名字。他3岁时林彪出事,中国很多带“彪”的名字都纷纷改名,他也不例外。

他出生时,父亲庄则栋已经是万众瞩目的冠军。1960年代,新中国没有多少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体育成绩,也没有几个国际体育组织承认这个国家——除了乒乓球和国际乒联。庄则栋的“三连冠”,被抬到与民族自信心同等的高度。

在当时的一次全国比赛中,来自广西的年轻运动员梁戈亮被庄则栋打了个30,第一反应是“很幸福,很荣幸,能跟世界冠军交手”。另一名广西少年,日后成为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的王石也视庄则栋为偶像。庄去世后,他发微博,用上了“民族骄傲”这样的词。

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冠军,更源于庄则栋一生最知名的关键词“乒乓外交”。在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庄则栋敢于同美国运动员接触和交往,由此使中美二十多年的交恶得以打破,开启了两个大国接触乃至最后建交的政治行程。

1971年4月4日上午,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运动员、19岁的大学生科恩上错班车,登上了中国队从居住地开往训练场馆的大巴,发现后只得尴尬地站在车门口。坐在第一排右侧的庄则栋主动和科恩握手,并通过翻译表示欢迎,最后还送给他一幅杭州织锦,绣的是黄山风光。

那幅织锦,其实每个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包里都有,是专门准备送给外国运动员的。

坐在庄则栋身边的教练庄家富没有动,心里有些紧张,但并不太害怕,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报纸上登的,中国和美国大使在波兰会谈多少次,我都看见了。就知道出不了大事。毛主席都说过,我们要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相区别……”

坐在庄则栋后面的,是被他打了30的梁戈亮。下了车,科恩拉着他非要“practise(练习)”一下。梁戈亮问了问领队,行吗?领队点了点头,两人在一张台子前对练起来。“说实话,他其实就是个三四流的水平。”

梁戈亮这一评价并不苛刻。在第31届世乒赛上,科恩没有取得任何奖牌,之后也再未代表美国队参加国际比赛。但这已不重要。第二天,他买了一件运动衫回赠庄则栋,两人握手的大照片出现在全世界各种媒体上。随后,载入史册的一个个细节顺理成章: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问中国,毛泽东深夜11点批准同意;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对谈……

“确切地说应该是这样:中国和美国都想相互接近,只是一时还没找到机会。他(庄则栋)勇敢地发出了第一个信号。”与庄则栋相交数十年的中国传记文学协会会长、原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万伯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回过头来看,发出“第一个信号”背负着极大的风险。那个年代,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碰到美国大使都装着没看见,家里有个美国亲属很可能被定为特务。

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体育系统、外交系统都不敢做主,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周恩来也不敢批准,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深夜惊醒,叫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邀请!

庄飙稍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把父亲的行为初步定性为“外交事件”。驻日使馆已经决定连夜打发他回国、追究责任,只是考虑到影响太大而未敢付诸实施。“如果不是功臣,回来就是囚犯了。他肯定进监狱。”庄飙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握手”,父亲大概只会被写进体育史里。

“冠军,给我抓住它!”

庄则栋随后被周恩来钦点为中国乒乓球访美代表团团长,圆满完成访美任务。回国没多久,被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那时候庄飙才3岁。待他稍有记忆时,却常见父亲和母亲、舅舅、舅妈吵得面红耳赤。

他的母亲、现年73岁的钢琴家鲍蕙荞在告别仪式开始前就赶到了现场。庄飙搀扶着她,在数百名宾客注视下走进大厅。稍后,她在一位亲属搀扶下提前离开。他们离婚已经28年了。

“我母亲家这边对政治有着比较明晰的判断:整人的人,你跟着他走?”庄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青云直上的父亲成为江青的宠臣,卷入政治斗争;母亲坚决反对但无济于事。关于父亲的八卦开始在全国流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

关于庄则栋和江青的关系,原人民日报社记者、郭小川的女儿郭小林,在《郭小川与王猛、庄则栋》一文的“后话”中提到过: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有人当面问过庄则栋与江青的传闻。庄一口否认,只说有一次在江青办公室抓麻雀,被她打了一下屁股,说:“冠军,给我抓住它!”

1974年12月,34岁就坐上国家体委主任高位的庄则栋,迅速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等口号,他和他的手下借机整了不少人,这笔账自然都要算到他头上。尽管他始终对周恩来感恩有加,但无法改变人们将他看成“四人帮”的一党。梁戈亮在电视上看见:在周恩来的葬礼上,庄则栋和江青并肩站在一起,“他在那儿笑呢”。

“你说我爸整人,你说整了吗?那种年代下肯定整过,但肯定不是大规模的,不是血淋淋的。”庄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鲍蕙荞在医院生第二个孩子时,庄则栋“像个大领导”,踱着步,带着一个随从进病房看了一眼就出去了,“说是要去接见外宾”。庄飙现在还记得,唐山大地震后,母亲拉扯着两个孩子,和三个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红绿灯下搭了一个地震棚,住了两个多月。在庄飙的记忆里,父亲没有去看过一眼。

庄飙自小随母学习钢琴,后加入ado乐队,成为崔健的键盘手。他对乒乓球没有什么兴趣。

“文革”结束,庄则栋应声落马,被关押审查了四年。四年间,鲍蕙荞帮他写了无数的申诉。结果终于下来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尘埃落定后,两人离婚了。大部分报道说是鲍蕙荞提出离婚,而庄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离婚是庄则栋提出的。

当初鲍蕙荞决定嫁给他,正是在“文革”初期,庄则栋每天挨斗、挨揍的时候,结婚后,四拨造反派轮番上门抄家。

对庄飙来说,父亲的“余荫”持续到“文革”结束好多年后。1987年,庄飙接到中央音乐学院电话通知:你没考上,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拆开一看,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必须得赢”

庄飙和父亲在体育运动上的惟一交集是围棋。

1998年,庄则栋的第二任妻子佐佐木敦子的弟弟从日本来看姐姐、姐夫。说好晚上七点到,出去吃饭。庄飙五点就到了父亲家,父亲就提议下盘棋。“你小时候总看你下棋,也不知道你到底下成什么样,父亲说。好啊,来吧。我爸的棋风属于还没摆开就扭杀在一块了。”

第一盘庄飙下得认真,很快就赢了。他发现父亲脸色不对。第二盘他又赢了。

第三盘没走几步,敦子的弟弟已经到了。这是庄飙和他第一次见面,该去吃饭了,可父亲不依不饶:不行,棋还没下完呢!庄飙赶紧输了他一盘。父亲教训他:你要好好下,胡下可不行!

“我说,咱们吃饭去吧。不行,我还输着呢,再来。我就赶紧再输他一盘,还不走——没分出胜负来,走什么,必须得给我赢。”

第五盘下完,父亲赢了,大家总算出去吃饭。庄飙一看表,九点多了。

“必须得赢了你,极端好胜,我就这么跟他下过一盘棋,我就再也不跟他下了。”庄飙说,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终于对他说:你比我下得好。

“我爸那人,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心理素质极好。就适合当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庄飙有时也和父亲侃乒乓球。父亲的球路从来不求好看,只要结果。“理想就是啪啪两下,(对手)就捡球去了。败在他手下,非常憋屈。”

“只要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体育事业的风格。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决赛时,中国选手包揽了男单前四名。主管体育的副总理贺龙决定,让庄则栋赢。因为他来自北京,“可以代表首都,另外也年轻”。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奉命让球。

之后中国利用规则,又让李富荣连续两届让球,让庄则栋成为了三连冠,把代表世界乒坛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复制一座,保留在中国。晚年,庄则栋不爱多提这段经历,哪怕是跟自己的儿子。

2004年,中国乒协主办的“三英杯”乒乓球比赛在广东中山举行。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参加,连续打败徐寅生和另一位前国手许绍发。第三个轮到庄则栋上场。

“那人(陈绍基)平时经常找世界冠军对练,球打得很邪。我跟他(庄则栋)说,你得给体育系统争口气呀。要不然他回去该吹嘘了:我打败了三个世界冠军!”作为“三老”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万伯翱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庄则栋当时“嗯”了一声。那一场,他最终将陈绍基击败。

庄则栋晚年一如既往地不服输。他积极地投身从商,与别人合作成立了数家乒乓球俱乐部,还担任“庄则栋国际文化合作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带着经纪人在全国各地演讲。演讲题目从“小球转动地球的哲学”到“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使中国人富起来”一直到后来的“八荣八耻”,他的题字、合影都成了明码标价的商业元素。他最爱给人题的字之一是:“爱乒才会赢”。

“他这人可以说是透明的。”山西庄则栋乒乓球俱乐部的总经理赵方方感叹:庄则栋和他合作十年,从来没有签过商业合同,也没有问过利润多少,“我们是君子协定,靠彼此信任”。

另一面是:庄则栋也没有按照两人的口头约定,每两个月来山西一次指导和观摩会员打球。“严格地说,他也不适合做生意。”

这种评价同样来自为庄则栋提供法律服务的北京律师张起淮。晚年庄则栋偶尔被药厂、保健品厂雇去做广告,合同倒是基本都签。张起淮审查了这些合同,发现总有三个特点:钱少,时间长,解除不了的陷阱式条款。他费了好大力气才一一帮庄则栋作废。

庄则栋与经纪人姜佰君的合作于2008年破裂,那几家“庄则栋乒乓球俱乐部”,也大多倒闭了。

相逢泯恩仇

2013年2月28日上午9时30分,告别仪式开始。庄飙站在父亲遗体身侧,与一个个来宾握手。他站在第二位,站首位的,是一位戴眼镜的矮胖老太太,他的继母佐佐木敦子。这个出生在中国的日本女性是庄则栋的乒乓球粉丝。1987年,她在庄则栋最失意的时候与他结婚。为此自愿放弃了日本国籍,并从任职的日本公司辞职,做了一名家庭主妇。

“敦子阿姨把我父亲照顾得非常好。”庄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父亲晚年患癌症的四年多时间里,作为病人家属的敦子被一所所医院称为“铁人”。

他们结婚时,庄则栋的两年部级高官经历让婚姻登记处不敢接手这桩跨国婚姻。最后惊动了最高层。庄则栋的第二本自传名字就叫《邓小平批准我结婚》。由于背着“双开”的处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闯与创》,出版社不敢碰。他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万里写信求助,万里批示:今后庄则栋的书,一律允许出版。

短短两年的从政经历,给庄则栋带来的麻烦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在“文革”中,他与当初一同为国争光的队友徐寅生、李富荣交恶。“文革”后,徐、李二人分别担任过国家体委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由于他(庄则栋)在‘文革’中犯了错误,中国乒协、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活动都不便邀请他。”在中国乒乓球队当了三十年教练的梁友能透露。

1996年,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请庄则栋来颁发冠军奖杯。临到决赛,突然想起庄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宿怨,后怕了:马上要打全运会,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只好去跟他说谎:“今天下午停电,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想当天晚上把他送回北京。不料,下午要找庄则栋签名的人太多,被庄则栋看出来了。

这种局面,到2002年方得以改变。不甘寂寞的庄则栋与商家合作,成立一家以他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庄飙问他:爸,你不觉得开张仪式上应该请当年的战友来吗,徐伯伯、李叔叔他们?庄则栋沉默了许久。

几个月后,庄则栋在中国新闻社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一封信:

“中国乒协徐寅生、李富荣等领导:借北京庄则栋乒乓球国际俱乐部成立之际,我诚恳地邀请并期待你们的光临……过去我们是战友,在‘文革’中由于我犯了错误,造成了隔阂,伤害了我们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我希望把我们的隔阂结束在上一世纪,这样对历史也是积极的交待。”

当年12月20日,徐寅生、李富荣都应邀出席庄则栋乒乓球俱乐部的成立典礼,三人握手。媒体报道为“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一次,是我这么多年惟一一次参与的。去看了看就走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庄飙笑笑说,“除此之外,他所有的公开活动我都不参加。”

站队和站错队

“我爸爸这人在政治上来说比较幼稚。最后觉得应该跟着毛主席走。于是……”庄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庄则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文革”中站错队的问题。“(我想)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稳的。因为当时我一上来的时候,首先学的就是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他当时把江青看作一个永不会倒台的靠山。

国际乒联终身荣誉主席徐寅生在微博上发言“小庄,一路走好”;国家体育总局前副局长李富荣曾去庄的病榻前看望他。然而,他们仍与绝大多数体育界人士一样,缺席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遗体告别仪式后,庄飙护送父亲的遗体,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这地点是“组织安排的”,他很感谢。另一件他要感谢的是:父亲尽管是以北京市少年宫一个乒乓球教练的身份去世,但治疗癌症的几十万元药费,仍由财政部和体育总局特批报销。

“做官两年,倒霉几十年”是梁戈亮对庄则栋的评价。他是受庄则栋恩惠的人。

1971年去日本参加世乒赛之前,周恩来问庄则栋,谁可以去这届世乒赛?庄则栋破格推荐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梁戈亮。梁遂连打五届世乒赛,成为那一代国手中,运动生命最长的一个。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梁戈亮反复提及:1969年,他母亲得了癌症,庄则栋带着他,骑自行车穿过半个北京城去寻找一种药。最后他母亲活到2004年。“这事我记着他一辈子。”几十年间,他在人前人后一直在对庄则栋表达感激之情。

梁戈亮没有出席庄则栋的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接到通知……”他说得很含糊。另外两位庄则栋在体育界的多年老友也都没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