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背景 苏轼《思治论》原文及背景介绍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

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

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

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

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

”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今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

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

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

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

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

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

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

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

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

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

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

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

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

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

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

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

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背景

《思治论》针对时之“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指出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又分别在《万言书》和《辨试馆职札子之二》中力斥时弊,又向神宗提出其改革纲领乃“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更力主择贤选能并望神宗能“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

如此等等,可见东坡既非守旧儒生,亦非空腐文士,而是既谋革新、复图渐进的务实型人物。“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是主张革新政治的。

他在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应“制科”考试时的试卷《进策》(包括《策略》、《策制》和《策断》共25篇)以及后来在凤翔判官任上所作的《思治赋》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

他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当时“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主要时弊,以及这种弊病迟迟得不到革除的原因,在于皇帝的只务虚名而不求实效和大小官员们的因循苟且,不思改革,而且针对这些时弊,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的革新措施。

在政治上,他主张“历法禁”,要像商鞅、韩非那样,“用法治于大臣,而后及于疏贱”;他主张“决壅蔽”,鼓吹整顿吏治,任用贤能,罢斥冗员,使下情得以上达。

在财政上,他主张“均户口”,“较赋役”,改变那种“富者地日紧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减少,”的极端不合理现象,刹住越来越严重的兼并之风,“使民得以少苏”;他主张“厚货财”,“省奉给”,“节用廉取”,裁减“冗官”、“冗兵”,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在军事上,他主张“教战守”、“训后旅”,教会平民打仗,“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夏的侵略,从而结束从前那种募民为兵,终身服役,在对外战争中,“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戳,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的悲剧。”

由此可见,苏东坡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主张变革的有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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