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民车祸 吴建民车祸去世 距目的地仅10分钟车程

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如今在全世界膨胀,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狭隘民族主义则反对开放”,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危险。

“在很长时间,外交在中国就是领导人、外交官的事,但今天,已出现了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教育外交、科技外交、军事外交、公众外交……中国外交已经进入黄金时期。”

忆建民

鲁培新(外交部原礼宾司司长)

建民去了,对我来说,很震惊。在我的记忆里,他身体一直很好,不抽烟,不喝酒,早晨要去锻炼,非常注意生活规律。说起来,他还比我小两岁。

他的音容,他的笑貌,如此的清晰。想起我们第一次相识,就像在昨天。那是1961年,建民还在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是一名优秀的法语翻译。而当时,我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工作,在莫斯科。

一次,建民跟随时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胡启立出访捷克参加国际学联的会议。每次都需要经莫斯科往返,而我恰好就是接机人之一。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我开车带着胡启立和吴建民在莫斯科参观。胡启立和吴建民会兴奋地在车上讨论起国际学联会议上和前苏联等国家针锋相对的情景。

那个时候,中国和前苏联是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在会场需要即时发言,和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现场辩论。中方代表团当时只有两三个人,年轻的吴建民需要现场翻译。建民业务非常熟练,对于当时争论的问题也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意思,也非常有力量。搞外交工作的都知道,外交场合的翻译,一个词的用语都能影响表达,他反应真的很快。

但在场外,我感觉建民更多地却是谦虚和低调,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四五年前,我俩参加一个活动时遇见,那时我们都已经退休了。谈到上世纪60年代相识的场景,都觉得挺有意思。建民后来担任外交学院的院长,对外交学院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外交学院的新校修建,他出了很大的力,做了很大贡献。包括后来建立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也和他的努力分不开。

建民的法语和英语都很好,夫人施燕华也是外交部的高级英文翻译,当过邓小平的翻译。作为外交家,他的观点和中央一直紧紧相扣,在中法关系、中日关系等国际关系问题,思路一直很清楚,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退休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思考。

在我看来,建民一直是那个谦逊、平易近人又充满个人魅力的外交官。他走了,他对外交的贡献,却永远的活着。

他作讲座 3小时不用讲稿

文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中国办公室主任,原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吴建民院长是我的老领导,吴建民在做外交学院院长期间,我担任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的主任,和他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吴院长卸任,而我也离开外交学院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我有四年时间没有机会见到他了,原本我还在想过一段时间去北京拜访老领导,没想到竟然成了终生的遗憾。

吴院长当外交学院院长的时候,他开辟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交流学,我是第一任交流学教研室主任。吴院长非常重视交流学的学科建设,总共开了十门不同的课程,把专业基本都建立起来了。交流学有一个课程叫做“交流学十四讲”,我当时在下面开了一门课是公众演说。

在这门课里,我就曾经引用了吴建民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一段非常经典的讲话。要知道,吴建民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个出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人。当时在爱知世博会的会场,吴建民用非常流利的英文讲了一段话,而不是他最擅长的法文。

他是这样说的,进入新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上总共办了三场世博会,其中两场在亚洲,这说明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引擎。这一段实际自然地把当时上海要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事情巧妙的带了出来。

而后面那段话说得更好。他说,纵观世博会100多年历史,但100多年从来没有在非洲举办过,从来没有在阿拉伯举办过,未来将把世博会带到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当时听了这些话,大家都是很受鼓舞很受振奋的。

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后,当时在学校为中国办一个公共管理经济学硕士的课程。曾经在四年前,我邀请吴建民去学校讲学,他当时欣然同意。那个课程安排在一个下午,是从下午2点到5点。结果吴院长一张纸的讲稿都没用,坐在那里侃侃而谈,讲了足足3个小时。

中国外交的来龙去脉,中国为什么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非常深入浅出,高屋建瓴,从宏观到微观,从过去到现在。听课的学生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干部,包括司局级的,但是每个人都听得如饥似渴,没有一个人分神。吴院长就是这样一个思维非常敏捷,思考有高度的人。

和吴院长交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曾经有一次陪他出访埃及,当时参加一个外交学院和埃及外交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中途要在巴黎转机。我们在巴黎,要把行李装车,装完以后我看了觉得没有问题就说走吧。吴院长突然问了一句,行李齐了吗?我当时回答齐了齐了。

结果吴院长继续问:“你数了吗?”我回答说应该齐了。吴院长自己亲自从车上下来,1234567,就在那里数行李。结果发现还真的少了一件,才赶紧去机场把遗失的行李找回来。

如果当时没有发现就走了,后来可能会很费周章。 当时的吴建民是外交学院的院长,是级别很高的外交官,可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个人修养非常高的人,哪怕很细小的事情也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记者王毅 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