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的后代 揭秘刚烈虎将阎红彦的传奇人生
1967年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阎红彦,在开始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被迫害致死。1月8日凌晨,阎红彦与陈伯达通了言辞激烈的电话后,突然服安眠药自杀。临终前,阎红彦愤恨地留下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阎红彦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也是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这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80年代以来,关于阎红彦的回忆文章陆续发表,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将领的经历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阎红彦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之后的第三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09年9月13日,阎红彦出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1925年4月,阎红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12日,阎红彦参加了党在陕北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
清涧起义。1931年初,我党决定利用当时山西动荡不安的有利形势,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中共北方局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在山西省委领导下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等人奉命东渡黄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刘天章向阎红彦传达了省委关于在吕梁山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阎红彦等人奉命秘密潜赴吕梁山区,发动与武装当地的贫苦农民,组建了游击队,由杨重远任游击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1931年4月下旬,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举行成立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从此,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惊慌,太原、天津的报纸连连惊呼:"山西匪势猖獗’,"大好河山,几沦盗匪世界"。
1931年夏,徐永昌接替商震出任山西省主席后,采取了四壁合围、紧缩包围的策略,调集重兵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企图把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中。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阎红彦坚持认为应按照山西省委事前的指示,西渡黄河,得到大家的同意。1931年9月6日,在突围途中,由于拓克宽、黄子文指挥严重失误,游击队队员一致要求开会改换领导。经过民主选举,大家一致推举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9月8日,部队到达安定县西区枣树坪,通过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中共秘密党员)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
游击队在陕北安定县得知谢子长不在陕北,于是决定西进寻找陕北党的队伍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经多方了解,获悉刘志丹在陇东一带活动。队委研究后遂决定,暂不去陇东,在陕北开展革命斗争。10月初,在阎红彦的指挥下,游击队对瓦窑堡发起突袭,一部曾突入城内,迫使敌退守米粮山,紧关寨门,死守待援。瓦窑堡战斗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敌人悬赏追捕的"匪首"。敌人捣毁了他家的窑洞,逮捕了他年老多病的父亲,兄嫂弟妹也被迫投奔亲友,流落异乡。他的父亲被关押期间,受尽了酷刑,直到1935年红军占领瓦窑堡后才获得自由。
1931年11月下旬,部队到达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时,终于找到了刘志丹。大家分外高兴,阎红彦还把自己一枝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找到了刘志丹,对部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接着,游击队派马云泽去平凉与负责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取得联系。不久,谢子长和省委交通员高岗来到部队。根据省委指示,他们首先传达了成立陕甘红军的决定。接着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即游击队的党委会),谢子长为书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七位同志为委员。1932年1月初,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长。
1932年2月12日,根据省委的指示,部队经过整顿,在甘肃正宁县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吴岱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任警卫队长。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旗帜。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三人都曾经先后担任过总指挥,阎红彦是第三任总指挥。
不久,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部队巡视工作。他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上山主义",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接着,他把游击队改组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并令三支队前往西兰公路永寿、乾县、礼泉一带活动;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令五支队开赴三原新宅区、武字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久,省委决定刘志丹担任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统一指挥部队。
在5月底6月初的一次战斗中,三、五支队分两路行动。在攻打临真镇时,队委会命令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命令时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的高岗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二大队也占领了东山制高点。当敌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总指挥部下令通缉,以正军法。
不久,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7月4日,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接替李杰夫担任游击队政委,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李艮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等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并命令游击队消灭附近敌人的强固据点,建立新的根据地。李艮的错误受到了阎红彦等的坚决抵制,他便利用职权把阎红彦等集中整训,强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还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错误地认定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有"反革命"嫌疑,进行打击迫害。由于李艮的错误指导,致使游击队在王朗坡、三甲原等地的三次战斗中接连失利,损失惨重。8月20日,省委重派谢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
12月上旬,省委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命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进行整编。这时,杜衡以中央特派员身分来到部队,并于12月22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上山主义"的错误,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从上海转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系的密码送到陕北。
1933年初,阎红彦和谢子长到上海中央局,经过短期学习审查,被派往河北
省委工作。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后,撤销了杜衡对谢子长和阎红彦的错误处分决定。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北路军总指挥。为了对这支队伍进行改造,中共河北省委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由柯庆施任书记,阎红彦是前委成员之一。遵照前委的指示,阎红彦潜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他经过周密的策划,7月下旬,成功地举行了"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进驻商都以北的武川。在这里,阎红彦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抽调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作为这支部队的骨干,阎红彦自任连长。
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食;一面施展各种阴谋,从内部对抗日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8月初,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情况下,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阎红彦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由共产党员许权中领导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
1933年8月27日,前委在张北县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并主张我们党应当退出同盟军。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阎红彦一气之下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阎红彦检讨,遭到阎红彦的拒绝。不久,阎红彦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
1934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受命后,他从上海出发,闯过几十道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于10月份到达苏联莫斯科。在苏联,阎红彦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通讯联系。1935年4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尽快地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带着密电码回国。
密电码由英文字母编排,阎红彦不懂英语。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废寝忘食,用极大的力气,背熟组编的电码。由于提前回国,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下旬,阎红彦从苏联起程,进入我国新疆后,又乔装打扮成富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乌鲁木齐)辗转来到兰州、宁夏、绥远。
但因国民党封锁严密,阎红彦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点,不得不来到到北平打探消息,后又到汾阳、西安。最后终于在西安听到一些陕北红军的消息,遂想方设法来到陕甘宁边区。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935年12月25日,他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包括几位老同志在回忆撰文时在关于阎红彦带回共产国际密电码的贡献一事上的说法,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这些同志说阎红彦带回密电码后,从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终于恢复。
言外之意是阎红彦携带密电码一回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马上就得以恢复。其实密电码并不是阎红彦最早带回的,也不是阎红彦一回来就恢复了电讯联系。阎红彦离开莫斯科后不久,共产国际"七大"召开。
1935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人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代表团成员陈云、陈潭秋等人提议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回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林育英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候补中央委员,又是共产国际"七大"的参加者和《八一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对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的理解无疑是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
林育英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使命,他穿越蒙古大沙漠,历尽千难万苦于11月中旬回到中共中央当时的驻地瓦窑堡,及时地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给中共中央,直接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同时,林育英也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并且是在阎红彦之前带回的。
阎红彦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七大"还未召开,阎红彦无法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其回到延安也晚于林育英,因此在接通中共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贡献上就不及林育抗日同盟军的骑兵队英。共产国际出于保险的考虑,在林育英走后,又派遣联共党员刘长胜携带电码本回国,刘长胜于1936年春来到陕北。
1936年8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也携带着共产国际新编的密电码回到陕北。这样,实际上就有四个人携带密电码回到陕北,并非阎红彦一人,而且贡献最大的当属林育英。
但由于陕北一直没有大功率的电台,中共中央的电台可以收到共产国际电台的信号,但无法向共产国际发报。直到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获得上海地下党组织送到陕北的一台百瓦特的电台后,才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电码向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电报,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的情况。
7月2日,中共中央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
王明回电还说:"收到你们用李复生密码发长电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点。"这说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首次联系的密码,使用的是李复生(林育英在共产国际时曾用的名字)带回来的。因此,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说阎红彦一回来就接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说法是欠妥的。
毛泽东后来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
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前,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担负着警戒黄河沿岸清涧、延川、延长一线的任务,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并命令他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的艰巨任务。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搜刮掠夺,陕北百姓非常穷苦,后勤准备工作的难度很大。尤其是阎锡山害怕红军渡河侵犯自己的地盘,把全部船只拖到了黄河以东,解决渡船成了头号难题。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
毛泽东后来曾谈道:"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
2月21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并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西安事变"后,党派阎红彦到西安杨虎城的部队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2月,阎红彦奉调返回部队,仍任三十军军长。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拒绝为高岗作伪证,并向中央反映高岗的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杜平任政委。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12月改称留守兵团)的领导下,警三团驻守在河口、界首、高杰村一带,守备河口至枣林坪沿河渡口,阻止日军进攻,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了反共高潮,胡宗南准备进犯延安。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将王震的三五九旅主力由华北前线调回陕北,接替警备三团的防线。警备三团、四团、炮兵团这时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部队南下驻防甘泉、富县一带,守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1940年初的一天,在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司令部的院子里,阎红彦认识了陪朋友前来串门的延安女子大学妇女工作团团长王腾波。二人都对对方有好感,逐渐熟悉了起来,产生了感情。1941年初,王腾波给不久前向自己表达爱意的阎红彦回了一封只有一句话的信:"我接受你的爱。"一年多后,1942年9月,他们在延安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王腾波后来回忆说:"由于我和红彦互相了解深,性情也相同,真可说是志同道合。我俩婚后,将近三十年,到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前,从没有因为家庭问题而不和。"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并任支部书记,后调第三支部(高干支部)学习,任支部生活和组织委员。先后在支部学习的有曹里怀、陈先瑞、王树声、贺晋年、陈锡联、杨勇、陈康、薄一波等。阎红彦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43年7月,在审干过程中,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阎红彦多次在支委会上说:"肃反工作绝不能有半点主观主义,我在苏联时,就听到苏联在肃反中出了不少问题。过去我们苏区的肃反教训也不少,我们陕北苏区的肃反,连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都抓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到陕北,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做事,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慎重。"
整风运动期间,高岗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伪造个人历史,对阎红彦采取了先拉后打,污蔑陷害的卑鄙手段。阎红彦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性格,在与高岗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为把自己说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整风运动期间的一天晚上,高岗到中央党校来,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即党委会)的委员。高岗对阎红彦说:"陕北和红军根据地,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四人创建的嘛!"高岗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逃脱。
阎红彦当即指出:"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真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一套谎言,说战斗紧急时,部队叛变,你控制不住,被绑架而走。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两人争吵一夜,高岗还倒打一耙,利用自己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完全是捏造。当红军改编时,陕北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的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一五师,二方面军有一二○师,四方面军有一二九师,陕北红军也应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将这些意见向萧劲光反映过,这完全是正常的,合乎组织手续的,并没有组织陕北师。高岗在整风中把这作为阎红彦的所谓"问题"提出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作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起了好的作用";"做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敢,敢作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曹里怀、杨勇、王树声、陈先瑞、解方等同志,都在阎红彦历史结论上签了名。
1945年,阎红彦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这次重要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望中央注意,并要求把他的意见存档。接着,阎红彦坦率地告诉高岗,希望他改正错误。高岗因此更加怀恨在心,在7月份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会议开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保高岗,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淮海战役结束后,阎红彦由于劳累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对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像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党的"七大"结束后不久,经中央批准,阎红彦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1945年9月,阎红彦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不久,阎红彦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作为三纵首长之一,与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曾绍山三人共同指挥了这支部队。陈锡联后来回忆说:"红彦同志是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干部,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自卫反击战开始,我在生病,坐着担架指挥,红彦同志不让我到前面去。以后,我住院,动手术,三纵部队就由他和曾绍山同志指挥。阎红彦和赵兰田同志带领部队插到敌人后面,活捉了敌师长赵锡田,对全歼国民党整三师起了重要作用。打汤阴,打快速纵队、打龙凤战役,他都和曾绍山合作得很好。我回部队后,指挥纵队作战,主要是我们三个人。"
当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三纵比起其他兄弟纵队来,仗打得不算理想。阎红彦经过调查研究,向纵队党委提出,在部队开展反对"和平思想"的教育工作。纵队党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作出了决定。这个工作就成为带动一切环节的纽带,显示了它的威力。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婆、孩子、热炕头"等旧思想受到了批判,老大、疲塌、松懈、涣散的作风受到了抵制,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得到了贯彻。以后三纵打的仗,一个比一个打得漂亮。
三纵的这个经验,立即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0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我十几万大军这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地解决过冬的棉衣,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党中央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难于解决。
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困难。三纵领导开会研究,陈锡联问阎红彦:"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
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不久,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阎红彦为部队做了件大事。"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我留在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编为中原野战军。11月6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一阶段,三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11月15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我军完成了对徐州大包围的态势。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三纵和一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
陈锡联后来回忆说:"最艰苦的一天是我们准备发动进攻,被敌人发觉,他们集中了4个整编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抢先进攻我们。打到后来,敌我分不开,敌人跟我们的部队混在一起了。我们组织进攻,敌人又反扑,牺牲很大,血流了一沟。
我和阎红彦到前面去看,回来时半身都是血。我们在一辆被打烂的敌坦克下,挖个洞当指挥所,离敌人的工事很近,敌人枪上的刺刀看得清清楚楚。阎红彦爱跑进跑出,我对他说:‘你还看不见,敌人那么近!
’他的胆子大,敌机投弹,他还要看看。危险的地方,你越是不让他去,他越是要去。打仗时,你不叫他上,他偏要上。我们在坦克下住了一周,有几次很危险,参谋都很担心。炊事员送来饭就吃,送不来就不吃,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晚上,把大衣一裹,就在坦克下睡觉。阎红彦晚上不睡,守在电话旁,他白天睡。哪里战斗打得最艰苦,阎红彦就到哪里。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机智地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上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还是我的命大!’"
阎红彦在对待下级的态度上,以豁达宽宏、平等待人,善于自我批评而著称。他的一位老部下明朗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因工作中的意见有分歧,发生了争执,争得比较激烈,以致情绪也有些激动。红彦同志竟斥责我的说法是‘放屁’!
我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把理由重述了一遍,然后没轻没重地质问红彦同志:‘究竟是我在放屁,还是你这个主任在放屁?’当场的人都愣住了。红彦同志气得两眼圆睁直瞪着我,一言不发。
事后,别的同志批评我‘太过分了’、‘红彦同志是脱口而出,固然不对,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领导同志?’我也感到自己太狂妄,太不应该了,产生了‘后怕’,担心今后的日子不好过。
不料,第二天,红彦同志打发警卫员来叫我,一见面就说:‘昨天是我失言,伤害了你,向你认错。’就是这一句话,我感动得莫知所以,无地自容,也向他作了检讨。
红彦同志还安慰我,叫我不要因为顶撞了他,在思想上背包袱。他说:"既然是在一块工作,就难免有牙齿碰着舌头的时候。‘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对我的使用、信任,和对待其他同志一样,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过了多年,提起这件事,红彦同志哈哈大笑。他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可是,对于我这个下级来说,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忘记的。以后遇到的领导人越多,看见的、听到的事情越多,红彦同志光明磊落的性格、自我批评的勇气、豁达宽宏的气度、平等待人的作风,越发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淮海战役结束后,阎红彦由于劳累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像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淮海战役以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0月,党中央准备从二野调三位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担任驻外大使,阎红彦名列其中。但是他表示希望留在部队工作,不愿意去。王幼平也不愿意去,他接到调令后,曾找过二野政委邓小平,表示不愿当大使,恳请批准他和军长张国华率十八军进藏。邓小平的回答很干脆:"晚啦!中央从我们部队调了三个大使,阎红彦提出不去,中央同意了。调三个去两个还可以,调三个去一个,不好交待。"调三个大使,惟阎红彦"逃脱"。
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1952年起,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当时阎红彦工作的主要方面已转到地方,但鉴于他还兼任着成都部队政委,所以给他授了军衔。
阎红彦在红军时期就担任了军长,授予上将军衔是当之无愧的。1955年授衔时,任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工作的宋任穷回忆说:"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个因情况特殊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