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对联 略论叶恭绰对饶宗颐治学道路的影响
略论叶恭绰对饶宗颐治学道路的影响
陈贤武
“叶老(叶恭绰)是一个最早提倡敦煌学的人,他相当于清代的阮元,很有眼光。他的个子比我还小,但是他的精力旺盛得很,老辈人都知道他,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重要。”“在北京、上海,他的地位高得很,很多人都是他的晚辈,如陈援庵、张大千。他是一个时代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饶宗颐学述》
“(叶恭绰)为近代政治史上一极有影响的人物,在文学艺术领域上亦为一知名之士。”
——《〈矩园馀墨〉山版说明》
订交香江,选编《全清词钞》
今天的人已经不大记得叶恭绰了,但在过去,他是一位相当知名的人物。据1999年版《辞海》条目:
“叶恭绰(1881-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笔名遐庵。清末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清政府铁道督办。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大学校长、全国铁路协会会长。1923年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部长。
1931年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曾主持收回京汉铁路主权,创办交通银行,筹建交通大学。抗日战争期间,拒受伪职。1950年从香港返问北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1952年5月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1953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着有《遐庵汇稿》、《历代藏经考略》等。有《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
饶宗颐先生是国际汉学大师,学术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于词学的研究也是成果丰硕,有专着六部,论文20几篇,而饶先生对词学的研究,则是开始于对清词的整理。饶先生是这样忆述其开始留心清词的:“记1939年,余在香港,曾继杨铁夫后,佐(叶恭绰)丈考证清代词人仕履,是余留心清词之始。
时杨翁年逾八旬,居大屿山曰双树居,舟车出入为艰,不久物化,余遂以全力襄其事。”其具体情况是:1929年,叶恭绰在词学大师朱祖谋的指导、支持下,于上海发起编辑《全清词钞》。
“是编初就南京、北京、天津、杭州、苏州、广州、上海七地,着手搜集单行词集,就地选钞汇寄,以上海为总汇。自各图书馆以至私家藏本,悉加访求。继复苋集罕见之总集、选本,加以采录。”时襄助的词界同仁众多,若夏敬观、冒鹤亭、徐乃昌、唐丰璋、吴梅、龙榆生、卢前、黄孝纾、张元济、夏承焘等达50余人。广州负责搜集、选抄的是杨铁夫、江兆镛。
由于同人的努力,一年间,汇集上海的清词集已逾五千种。1931年,朱老谢世,叶便全主其事。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叶恭绰避居香港,已搜集到的五千种清词集,也运到香港,继续选辑。饶宗颐则于1935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通志馆纂修。
抗战开始,已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拟随校迁往云南的饶先生,因中途染病而滞留香江。就因这偶然机会,使他有缘襄助及接替年迈的杨铁夫选辑清词的工作,助叶恭绰考证清代词人仕履,编次校订《全清词钞》。饶先生在考证词人仕履、编校词集过程,对初选的4432种词集,都一一写了内容提要,达数十万字之多。饶先生虽是中途加盟,但用力至勤,其功至显,深得叶恭绰的嘉许。
书成后凡40卷,收录有清一代词作者3196人,词作8260多首。搜罗之富,远胜丁绍仪《清词综补》等诸书所录。于每一词人姓名之后,又“略注字里,兼及简明仕履”,并于书首附有“依姓之笔划,以类相从”之“索引”,“藉便检查”,为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堪称后米居上。
仅仅是词人的小传,其史料价值即不可低估。书前所开列的《引用书目》,也为研究清词提供了大量的文献线索。而编者选词,有强烈的词史意识,“注意到有清一代作品的作风和流派的演变,希望于每一时期杰出和流行的作品中能以表现其迹象。
如顺、康初期之犹袭明风,康、雍之力追宋轨,乾隆初中叶之渐入庸滥,乾隆末叶及嘉庆时之另辟途径等等,均设法显明其内蕴”。此书宗旨,介乎存人存词与选词之间,既“选录清一代词家佳作”,又“意在网罗一代词家作品”,“采择力避浮滥”。
“着手之始,经请教当代诸词宗,并乞朱疆村先生决断,以‘词综’、‘词微’、‘词见’、‘词钞’,意在因词以存人,间或不免因人存词,然可云居最少数”。是书“对于了解清朝全时期的词、这个文艺部门的轮廓和研究清词,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则是肯定的。”对于这段学术经历,饶先生曾忆述说:
“叶老搞《全清词钞》。收集的材料在那时可称天下第一。…谁帮了他的忙,他前面都写山来的,起码有20多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词人。清代词人那么多,每个人都有几本词,收集起来谈何容易。做了一大堆卡片,收了几千人。
当时稿本,抄起来就有104本,有一些是从总集抄来的,有些是从别集抄来的,抄的卡片一大堆。当时叶老就找我,说这件事怎么办?我问有没有人帮你?(我那时已很有名了,他曾在广州开文物展览会,印出来的东西有三大本,其中就有我的文章,就是我的《易学考》中较重要的几篇。
叶老是后来知道我是做学问的。)当我得知帮他忙的只有一个老人,即杨铁夫,当时住在大屿山,我说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做得出来呢?”“叶老将104册稿本都盖了印,盖有印章的表示是他要选的。
因为当时他选词的标准主要是好不好,是艺术观点不是文献观点。今天全是文献观点不是艺术观点,是不管好坏都一网打尽。那时的一些老人们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认为那些词差得根,收它干吗?又不协律,文字又不通,丢掉!
取舍之间很讲究。”“我说你这部书,有很多方面的事根本没有做嘛,你什么时候能弄成一部书呢?还有很多问题,如这几千人的仕履也须介绍。我开始帮他查,每个人总要介绍几句话的。
仕履还是一个小问题,104册稿本要编成一部书,他都没有整理过,这是主要问题。104册稿本是无数人乱抄的还没有编过,也没有按年代编,只是盖印的就算要的。他那时要全部印出来,当然也很容易,但是问题在于他要‘钞’嘛。
叶老说,‘啊,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帮我做。’我说那我要用很大的力量。”“《词钞》前面有例言,开始是我代笔的,后来他又改了。”“现在他的书出版了,其实没有我是出不来的,我做了很多没有讲出来的事,别人不知道。
”故叶老在《全清词钞·例言》中两次肯定饶先生功绩,先是说“是编工作”,“多赖同好诸君之力”,其所列五十五位“同好诸君”,就有“饶子伯子宗颐”的大名;后又特别指出,其间“编次校订,则……伯子之绩不着。”褒奖之意,溢丁言表。
如果说饶先生开始留心清词是出于偶然,是客观情势的需要,那么,这之后他对清词的研究,则是出于主观意欲的要求,出自自觉。他在佐叶选辑全清词的过程,“我从叶老那里知道了很多词学的好东西”,深深认识到“清词蔚盛”。
“凌越前古”,很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几十年如一日,关注清词,不间断地研究清词。清词研究,在我国词界是很不受重视的,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79年的30年间,全国报刊发表的有关词学的文章共605篇,而有关清词研究的文章,寥若晨星,仅有14篇。
至于《全清词钞》,虽于1952年定稿,然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清词的冷漠以及十年“文革”的社会动乱,使得是书之出版又耽搁了20余年,直到1975年才由中华书局在香港印行,“限于地区,印数亦少”。
“四十六年成一书,这在20世纪之学术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了。”此种情况,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后渐为学界所重,每年论文数均在10篇以上。然相对于唐宋词研究论文平均每年不低于60篇的数量,清词研究仍显得过于冷清。
而饶先生在此期间,就有研究清词的专着一部:《人间词话平议》(1955年),论文三篇:《朱疆村论清词(望江南)笺》(1961年)、《清词与东南亚诸国》(1968年)、《清词年表》(1970年)。80年代后又发表论文三篇:《张惠言(词选)述评》(1985年)、《全清词顺康卷序》(1989年)和《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1993年)。
在他大量论词专着和论文中,论及清词的也不少。饶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又熟悉多种语言,思路宽广、视野开阔,对清词的研究不为某一种思潮所左右,不被某一种思想所束缚,不崇时尚,而是从实际出发,大量占有材料,尽力挖掘、发掘新材料,在此基础上,研究分析,形成自己的观点。
只要认为材料新,有助清词研究,他便形之于文,公诸于众。只要认为已形成的观点、论断,乃前人所未发,他便写成专着、论文,发表出来。饶先生对清词研究的领域很宽广,大至目录学、词史、词派、词论、中外交流,小至词人籍贯、官职的考证,词人名字的读音,都有所建树,卓有成绩。
饶先生所作的清词集提要,与他扬名海内外的《词籍考》相类似,属清词目录学的范围。这部大作虽未正式出版,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无私地、主动地借给程千帆先生编辑《全清词》参考、使用。
饶先生《清词年表》,考定清词人的生卒年、彼此交往情况以及词集刊布时间,对有清一代词人、词集,按年排比条例,合清词嬗变的轨迹清晰可见,而对朱疆村先生论清词的词作《望江南》的笺注,则可以说是清词史纲要。若把这三种论着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一部简明清代词史。
1993年4月,饶先生参加在台湾举行的“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作《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专题演讲,文中表明他对清词在词史的重要性的认识:“词中之有宋与清,正犹诗中之有唐与宋,故清词之地位,可与宋诗相比拟,应加以重视,不得因其时代较近而忽略,亦不可局限于研究少数几个人而已。
”文章分四个部分,从清代词家的时代与地理分布起论。阐述清词流派变迁并同宋词比较,探讨了清词的复盛。文中引用了叶先生1921年在国立暨南大学学术演讲稿《清代词学之撮影》中对清词人按年代、地域分类,认为道光一朝词人最多是受常州词派影响的缘故的研究成果。
但从文学史地位上看,词人众多的道光朝,词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过康、乾两朝。经饶先生缜密细致的考证,认为“词人之所以集中于扬子江流域及珠江流域者,殆以其地区经济繁荣。
”“扬子江流域词人之蓬勃,又有二因:一为文学门第中人才之累叶继承,一为业鹾政者之乐于提倡风雅。”文中要言不烦地举出潘奕隽、潘世恩叔侄四代人共有十二人山过词集,足“见常州词学之盛行”。
究其原因,饶先生犹剥茧抽丝,洞悉微末:“潘氏诸子,皆生华朊,席丰履厚,居有园林水石之胜,以书画自娱,一时风雅士皆出其门,而地方团防措款之务,亦以巨绅参与其事……不特主持风雅而已也。
”这是先生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之故。先生在治学上往往能把握时代潮流,而做出奠基性的工作,如把清代江南地区词的复兴原因,归纳为“康熙以来,主两淮盐政者,多嗜风雅,周亮工(以顺治二年官两淮盐法道)、曹寅、卢见曾、曾燠以至杜文澜(署盐法使)其着者也。
彼辈喜刻书,亦网罗文士,相佐为理。《两淮盐运志》即出词人黄之隽之手。……词人之为盐官不一而足……两淮盐政。
聚于扬州,繁盛甲东南,需次盐官多至数百,词人依附者不少,故词亦盛于扬州。”盐政倡导风雅,在时贤文学史里常被忽略,结合上面按朝代、地域等方面来研究清代词史,步武前贤,开代先锋,这就是先生自成体系的清代词史大纲。
饶先生再度与叶先生结缘是在对宋代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版本是校勘上。秦观(1049 1100),字少游,号淮海居士,北宋江苏高邮人。我国词史上的大家,为婉约派重要代表。他的《淮海居士长短句》问世后,海内风行,历代翻刻传写,版本实繁。
1930年,叶先生据故宫博物院藏本(南宋乾道刊本)与吴湖帆藏本(南宋乾道高邮所刊淮海全集本之单行本,计目录、上卷、中卷存第二第四,缺页则按明朱卧庵钞补本补)汇合景印成《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
一称《宋本两种合印淮海居士长短句》。书前有吴湖帆题识及叶氏自序,后附遐庵《宋版淮海词校印随记》等校勘文章6篇,其中考校诸方面于学者多有启迪,“由是海内咸推为善本”。此书曾赠予饶先生。
后饶氏在日本内阁文库得寓目《乾道癸巳高邮军学刊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本,对勘叶本,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认为“叶本由于合印之原本皆有残缺,以旧校钞补,乃非完璧。”又称“叶本所据原为南宋刊《淮海集》附刻,刊于何时何地,因有缺页,未谙其详。
叶丈定为乾道间杭郡本,盖从集中宋讳缺笔推定,非别有确据也。”故认定所据实为乾首癸巳高邮军学刊本,而非杭郡刊本。秦子卿认为“此言颇有见地。”因此,1965年由饶先生校勘的《景宋乾道癸巳高邮军学刊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本由香港龙门书店影印出版。
先生序称;“(日本)内阁文库此本,有昌平学及浅草文库印,为现存《淮海集》仅有之完本。天水旧椠,向所叹如球图者,今得梓行于世,亦倚声家所宜称快也。
”书中其所作《校记》,颇为精审,而《修正淮海词版本系统表》,亦多发明。书后附录有二:一为《淮海后集长短句》并补辑《诗馀》,一为黄彰健校录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少游诗徐》,后皆附饶跋。
“论其体制,足资版本学者参考。”饶先生学问渊博,视野开阔,诗词创作早已成名,无论从功力、兴趣、研究习惯等方面看,因整理清词这个契机。而诱发进一步深入对词学的研究,则乃是必然之事。此后,饶先生对词学的研究便一发而不可收,硕果累累。
陈廷焯有言:“有长于论词,而不必工于作词者;未有工于作词,而不长于论词者。”此论未必是普遍规律,而饶先生确是既工于作词,又长于论词者。因此,饶先生“于词学研究之各领域,皆有所建树,开创启后之功尤着,称之为当代词学大师之一,绝非过誉。
”叶恭绰与李盛铎、罗振玉、傅增湘并称近代四大藏书家,此时虽避寇氛迁居香江,但带来的文物典籍仍琳琅满目,他是最早提倡敦煌学的学者之一,藏品中就有不少敦煌卷子。
饶先生得于饱览藏珍,后来能成为敦煌学大家,叶先生启示之功不可没。“我和叶恭绰先生根接近,他极力提倡敦煌研究,他自言见过经卷过千件”,“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饶先生在完成《全清词钞》编辑工作后,携眷避难同乡。临别时,叶先生填一词送之,饶先生依韵和之。饶词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诗词》,系佚词。今从《遐庵汇稿》录附于下,以作这段师生之谊的见证。词人身处多事之秋,藉别离以寄哀思,情思多在比兴寄托中,击节微吟,抽丝细绎,尤令人低徊感沧:
眼儿媚 送饶伯于归里(饶,海阳人)
笛声吹断念家山,去住两都难。举头天外,愁烟惨雾,那是长安。仙都路阻同心远,谁与解连环。乡关何处,巢林瘁鸟,忍说知还。
和作饶宗颐
眼儿媚阻兵滞雨,欲归无舟,徒有怀土之情。依赠别韵。
惊涛拍岸雾沈山,归棹渡良难。登楼四望,灞陵回首,不见长安。路遥却羡杨朱泣,悲结大刀环。更堪残月,时传哀角,只劝人还。
辨章学术,为《潮州志》作序
1946年,由地方政府开明官员和热心地方志工作的行家发起,时驻潮安县城的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纂修《潮州志》,敦聘饶宗颐担任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筹备修志事项。在汕头设立潮州修志馆,饶先生肩负总纂重任。
他亲订新志体例,组织人员分纂,延聘专家参撰,本人又亲撰“艺文”、“沿革”二志,备极辛苦。志以上旧府属为范围,但应用新体例、新内容和新形式.用科学的方法分门别类,有关地质、气候、地理、水文诸志,均延聘自然科学家撰稿。
而撰写方法也多所变通,特别是对史料的撷采取舍,各专志之编排次序,均极具匠心,“若大事志,则采提纲旁注之法。户口、交通志,均侈列图表,颇异前规”。凡此种种,显示了先生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为方志开创新体例,增添新内容,使志书不仅发挥乡邦文献之功能,而且起到济世利民的实际作用。被誉为中国方志史上一个里程碑。
饶先生主持修志后,即函告叶先生。叶自香江与之结下师生之谊后,逢人说项,时又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主任,甚为高兴,“饶伯子书米,谓综任《潮州志》纂修,见商体例,且期以期年蒇事。余更欣跃”,表示支持,自此鱼雁不断。
1948年3月2日《大光报·方志·通讯》就刊载了叶的二月十五日之复函:“北平图书馆藏有明代潮人所辑《潮雅》,内皆潮人作(诗),当时因所辑录者之姓氏而忘之,如属需要,当再函啕,此书乃东莞伦氏(明)旧藏本”。惜信函多佚,今已杏若黄鹤。
1948年,饶先生在志书完成大半时,乃函请序于叶先生。叶先生虽未参予其事,但始终关注志书的进程,得函,欣然命笔,高屋建瓴,认为“盖民国建立后,吾粤以旧府属为范围所新编之方志,此尚为第一次。”肯定“此书之善有二大端:……融通新旧,义取因时,纂组裁量,各依条贯,不取矜奇之异,亦非袭故安常。
分类三十,统称为志,仍附各表,以省篇幅而清眉目,殿以《丛谈》、《叙录》、若网在纲,别为卷首、志末,以存全貌,可谓斟酌至当,兼备众长。
此体例之惬当,为全书之特色者一也。”“义取存真,事皆微实,如山川、气候、物产、交通之类,皆务根测验,一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期与实情相副,迎殊扪篱,可作明灯。此记载之翔确,为全书之特色者二也。
”盛赞“有此精心结撰之作,所谓鸡鸣不己,风举孤骞,诚空谷跫音,荒年颖秀矣。…‘庶文献足徵,有以弥乡邦之缺陷,而一洗文化落后之耻。斯则潮人士此举,殆有裨全省,而非止岭东一隅之幸也已。”备极推崇。
在时局混乱之际,能总纂编成卷帙如此浩繁的巨着,在当时的广东省内以至全国都是罕见的。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饶先生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表彰他纂修此志之功绩。
然而由于时局变迁,经济凋敝,修志馆在方继仁等热心侨胞的资助下,“赖众擎之力,事虽艰巨,稍有所成,而仓促付印”,原稿拟订50册,延至1950年,仅出版15门20册,无卷首、目录,连叶先生撰写的序,也未能于其时随书刊行。
后饶先生谦称其修省、府志“遭时多难,两无所成”为憾事。2005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该志原有基础上,增编了卷首(序、述例、纂修题名、目录)、卷末二卷,补编《山川志》、《民族志》、《风俗志》、《工业志》、《戏剧音乐志》五个志稿影印出版。而叶先生的序言至此方得于冠之卷首,时已将届一甲子了,合浦珠还,可谓当代学术史上的佳话。
当时饶先生为编写志稿,曾对潮汕作过广泛的调查,勘踏过揭阳的黄歧山、五经富、普宁洪山、饶平黄冈等地,还到过台湾,采集到不少新石器时期的文物。后来又观察了意大利神父麦兆汉从海丰到闽南考古调查所得的文物,加以对照比较,写出了《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文。
“付印前,又蒙叶恭绰先生及华西大学教授郑德坤博士校阅一遍”。1950年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书名由叶先生题签。它是对上世纪30年代以前潮汕地区史前遗址考古发现的第一个科学报告和系统研究,是研究地区史前人类活动及其文化性质的一项重要成果。
1948年,叶先生主持的广永文献馆将刊行《广东文物》特辑,徵文于饶先生,“以中离思想为题”。中离即明代潮人薛侃,王阳明得意门生之一。从明正德末至嘉靖前期,是潮州儒学发展史的一个高峰期。当时阳明学说在潮州广为传播,形成潮州王门学派.
实由于薛侃倡导之功。饶先生“于风陇薛家假得《薛氏族谱》.参以先生《文集》,撰次为谱,着其行事,系年纪要”,成《薛中离年谱》。是谱通过薛中离事迹的考订编年,实际上记述了明代潮州王门学派形成的经过,描绘了这一时期潮州思想文化发展之盛况。向叶先生呈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结语
据《饶宗颐学述》记载,饶先生得遇叶先生前,曾由友人介绍帮王云五做《中山大辞典》的书名辞条、编古文字八角号码。又据《遐庵先生年谱》云:
“先生在港时,仍未尝一日白逸,或与朋友渔畋艺苑,鼓吹词坛,或表彰先贤保全文物,盖发抒怀旧之蓄念,即稳以唤起民族之精神。”(1937年8月)
“与许地山、马明季等开古玉展览会于香港大学。先生讲演力主应革除玩赏心理而从事研究,谓石器时代间有一玉器夹杂其间,乃吾国之特色,言文化史者应注意。一时风气为之丕变。”(1939年4月)叶氏对于香港学术文化之影响,可以想见。
饶先生躬逢其盛,耳濡目染,学术生命之滋养,亦可见一斑。而《全清词纱》的工作,使饶氏不仅亲手“触摸”。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且真正进入词学研究的最前沿。这一段宝贵经历,无疑为他以后从事词籍、词目、词乐、词律以及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与宗教之关系,奠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开端。
王云五与叶恭绰,作为学问家,他们或许谈不上精深专注,但却都是近代文化史上能做大事的名流,他们的治学特点均为气象格同大,并有实力且能领袖群伦。很象清代学术史上的阮元。试想如果没有阮元,清代着名学者尤其是扬州学派的人,不知多少会被埋没!
在当时,饶先生只是潮州的一名有志于乡邦文献之青年才俊,视野相对而言是有限的,他的灵心慧性,尚未完全打开。他早年继父志完成《潮卅艺文志》,又撰成《广东易学考》,这还只是桑梓文献目录之学。
巧在病居香江,而遇此二人,于是其学问生命的世界,一下子开敞了。诚如胡晓明《饶宗颐学记》所说的“王、叶二人当然不会想到,他们编辞典、编词钞固然重要,但似乎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住了一位好学的青年,植下了一粒大学者的种子。”
“我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也是老天有眼,生了这场病,得到了这个机会。这说明学问之事,也是有些机缘的,师友都是机缘。”——六十馀年后,饶先生是如此歆幸他的奇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