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栋天的酒歌 如果我是你的兄弟:也谈周立波和关栋天

提要 “大哥”三缄其口,“小弟”却急于表达。如果“海派清口”确实是上海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言者,那么“周关拗断”兄弟事件便深刻地折射出所谓“海派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

上周六,周立波从美国结束度假,回到灰霾满城的上海,仿佛一个从来就对自己背负的满身争议不屑在意的大亨模样。他对迎候的媒体说,自己之前的“泡饭鱼翅说”的确不妥,他愿意正式赔礼道歉,而关栋天将永远是他的“大哥”。

我猜想,彼时的周立波心头,也许会略带一丝伤感地泛起过往岁月里他与关栋天之间的一幕幕难以忘怀的兄弟故事。这就是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之处,即便伶牙俐齿的周立波也不能例外。当然,周立波还是周立波,他一口咬定自己和关栋天都是无辜的,是有人在中间挑事,“我们会查的”。

这使读者想起几个月前在“婚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他对媒体作出的相同宣示。想必在他的逻辑中,自己这台超级印钞机已经毋庸置疑地挑动起了周围每一个人的贪欲和恶念,只要是于他不利的熙熙攘攘,就必定是往来皆为名利。

一周以来,有关“周关拗断”的爆料和议论几乎每天都要占掉本城乃至全国媒体的许多版面和时段。这既是这个“世上本无事”的庸人时代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这位“海派清口”发明人的吸引力。大街小巷里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猜测,我所听到的最匪夷所思的一种说法是:这是兄弟俩联手策划的一起炒作,为的是关栋天即将上档的一出新戏。这种类似于阴谋论的论调,实在是有些高看了周立波的献身精神及兄弟俩的智谋。

我注意到,在这桩八卦新闻的发展过程中,与“大哥”的三缄其口不同,“小弟”其实是很想表白些什么的。例如,在3月15日接受新闻晨报记者越洋电话采访时,他“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大堆。除了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对分手的原因作了些解释外,周立波似乎相当急切地想要告诉读者,自己是个“讲义气的人”。

他还引用杜月笙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就是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来证明自己是多么懂得知恩图报。总之,他很好地遵守了“兄弟”之道,而关栋天则既不懂得也没做好。

沪上评论家李天扬先生在新民晚报上撰文指出,周立波与关栋天这对昔日“兄弟”的最终分道扬镳,再次证明了,在以法治和契约为价值基础的现代社会,流露着中国封建观念底色与弥漫着旧上海青红帮气息的“兄弟文化是靠不住的”。

作为一个受到过现代启蒙的知识分子,天扬的上述评论当然不会是没有道理的,我本人亦深以为然。只是我很想接着他的话补充一句:法治和契约固然是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处世准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兄弟情义”是不足取的,必欲弃之如鄙帚。

事实上,可能正是因为如“兄弟情义”般的美好之物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罕有,现代人才无奈地转向了斤斤计较的契约。但罕有毕竟不等于没有,更不等于不值得希冀与追求,一个滑稽明星挂在嘴上的“兄弟之情”靠不住,并不能得到世界上不存在真正值得信赖的兄弟情义这种结论。越是在这样一个恨不得按照合同给老婆发“家务薪资”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无私的手足之情才越显弥足珍贵。

本来,周立波自信自己是很够兄弟义气的,因为他觉得他已经用一顿(或连续好几顿)鲍鱼鱼翅回报了“十年前的一碗泡饭”。他还在微博中理直气壮地要求“朋友们”接受他关于“这个世界上没有应该,只有应知”的“兄弟观”。但在我这样一个也算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听来,这是再彻头彻尾不过的生意场上的豪言壮语。真正的“兄弟逻辑”应当是这样的:只要有我一碗泡饭,就少不了你的半碗;哪怕你天天鲍鱼鱼翅,我都只是为你高兴而无它想。

说句老实话,对于所谓“海派清口”,我素无太大兴趣,因而也不打算像有些人那样装腔作势地为它的前景操一份闲心。之所以看过一两张盗版光碟,主要是因为据说它已成为当代上海文化的一个标杆,这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

客观地评价,“海派清口”的确将时刻准备向下滑入肉麻低俗的上海传统滑稽戏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使之开始能够涉及范围更广阔的严肃的社会现实。在过去的表演中,周立波也一向很喜欢用“洋气”、“派头”以自我标榜,甚至经常用一些冒犯外地人的近似于地域歧视(究其实质,这更多体现了某种文化歧视,而非地域歧视,不过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和“素质”。

然而,从周立波自以为是地将生意报酬打扮成兄弟情义这件事情来看,他充其量仍只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现代海派文化符号”而已。

并且,他那充斥虚荣与造作的矫揉做派,还使得这种自命的身份内里的底气不足暴露无余。人们常说,现代化的基础是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但真正的公民精神与“小市民”的市侩习气却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尽管两者在某些地方不无共通之处。

如果“海派清口”确实是上海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言者,那么这一事件便深刻地折射出所谓“海派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上海无疑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第一扇面向西方和现代开放的门户,然而,种种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却终究使得上海文化煮成了一锅文化转型大格局中的夹生饭,身处传统与现代、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纠结交锋之中左右为难、进退尴尬。

    不管上海在中国追寻“现代转身”的漫长历程中领先了多少步,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用“咖啡文化”嘲笑“大蒜文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年轻的城市也如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样,远没有最终完成这一曲折艰辛的任务。她甚至连精神上的准备都还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