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是中将军衔】毛人凤和戴笠的军衔 戴笠搞过多少女人
核心内容：戴笠是中将军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阵营里，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活动极少见诸报端，却飘忽于朝野上下；官职并不显赫，却令达官贵人或拉拢或排挤，或敬畏或厌嫉；其名罕见于正史，却为民间津津乐道……他，就是1946年3月17日在南京郊外坠机身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
关于戴笠的生平，当今比较全面、翔实的记述首推其亲信沈醉的长篇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而且不少读者关于戴笠生前军衔为“中将”的印象也源出此书——
“他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中将，但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也常常在招待外宾的宴会上和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穿上军服，挂起中将领章，佩上五颜六色的小牌牌（勋标）”。
沈醉18岁起加入军统、追随戴笠，曾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多年，他的记述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戴笠平时“很少穿军服”。透过以下事例，也可看出戴笠生前拥有“中将”军衔是合情合理的：
（1）在戴笠手下，军统局本部的处长、各省站的站长一般为少将，大区的区长则可为中将，他这个老板拥有中将军衔尚显偏低。
（2）“只要他下过手令晋级的特务，铨叙厅在任免时都不能打折扣，他可以将一个上尉一下提升到上校”，如果戴笠自己的军衔不高于上校两、三级，按常理难以做到这一点。（3）戴笠为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效尽犬马之劳，生前深得蒋的宠信，死后亦由蒋亲择墓地，赏赐区区中将军衔何足道哉。
况且，人们也确实在沈醉之女沈美娟所著《孽海枭雄——戴笠新传》中目睹戴笠生前佩戴中将领章的半身照片。
然而，翻开当年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印的《国民政府公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事实——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8日国民政府令：“陆军步兵上校孙立人、凌琦、戴笠、……晋任为陆军少将。此令。”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11日国民政府令：“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亡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
《国民政府公报》全文刊载的“国民政府令”，可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戴笠生前的最后军衔是“少将”，且任期仅一年，而“中将”不过是在他死后追赠的“哀荣”。回顾戴笠近20年的特务生涯，此说也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戴笠是南京政府军事特工系统的重要创建者，但他真正担任军统局局长恐怕只有一年光景，大致从1945年3月晋任陆军少将起，到1946年3月遇难身亡止。而在1938年8月成立军统局后的六、七年间，他一直是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首先，因戴笠早年为黄埔军校第6期肄业，资历浅不足以担任军统局局长，蒋介石便指定其“侍从室”第一处历任中将主任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先后兼任。至于戴笠名声很大，几乎成了“军统”的象征，那是由于历任局长“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去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戴笠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其次，按照当时南京政府对功臣“追赠”或“追晋”军衔的惯例，假如戴笠生前已是中将军衔，那么，以其对主子的忠实与贡献，死后即使不能追晋为“二级上将”，至少也会给与“中将加上将衔”的褒赏。
至今，在戴笠生前军衔问题上似可两说并存：“中将”一说出自知情人的记述，并有照片为证；“少将”一说源于当时最高当局明令。孰是孰非，暂无以论定。沈醉在上述回忆录中还谈到：戴笠死后，“过去一向不满军统和戴笠”的军政部长陈诚，“不承认军统局自己超升的特务们的军阶”。
据此推测，戴笠本人的军衔，莫非也是军统局“自己超升”的？抑或另有什么缘由？
蒋介石一生善于搞特务活动,同时,他控制手下特工的办法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还是拖到1945年3月才公布。
尽管如此,两人又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戴笠可谓是精细入微,揣摩到家。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一年下来,一般都能装满10只公文箱,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戴笠早摸透了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素知蒋介石用人行事十分注意仪表和风度,每次去见蒋介石时,他必衣冠整
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对部下最忌讳两点:一是结党营私,自成体系;二是贪污。这方面,戴笠都能把握到位,表面上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以免招来蒋介石的猜疑。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沽名钓誉。
蒋介石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黄埔出身;二看是什么人保荐。在军统的人事安排上,戴笠谨遵这两条原则,重要职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黄埔生把持。凡向蒋介石推荐的人员,非浙江人或黄埔生不荐。
他素知蒋介石独断专行,常有让下属防不胜防的地方。在核定计划、回答问题时,戴笠必须准备两三套方案。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所以,戴笠每次向蒋介石献计呈策时,很少有不被采纳的。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明白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戴笠每次挨打时,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对人对事,蒋介石都按亲疏远近有一本细账,对此,戴笠极尽揣摩迎合,十分准确。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在西庙游玩时,蒋介石不发一言,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事后向挚友戴笠讨教。戴笠说,蒋介石是想在那建一幢别墅,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想让亲信们心领神会。
一年后,再次来到西安的蒋介石,被胡宗南特地安排到西庙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果然格外高兴,对胡宗南恩宠有加,还把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