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讲演 首发 | 郑永年演讲实录: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到今天邓小平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就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两届任职、退休制度、集权领导制度等。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党制国家形成个人专制的最有效的方法。

还有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所有这些制度建设,光有一个“南巡讲话”,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温时代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

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他们也在这么做。就拿反腐败方面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中国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那么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

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书记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中纪委。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要文明一点、友善一点。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不友善、不友好,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和方法会更恶劣。

党员干部也是人,好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开始,要友善对待,他们也是人。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对老百姓肯定不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我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我思考很多年的问题。

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这个政党,组建反对党。我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悲观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现在的反对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张的,我就反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

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洲、美国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去讨论,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么样解读?我自己把它称为是“内部多元主义”,我们走的是开放的一党制。当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民主党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点像社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觉得不是。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党权”有点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区别在于,皇权是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而党权是基于集体和组织之上。我写了一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一个“组织化的皇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之上回答未来的问题。

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以前,传统的皇权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现在的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如果不开放,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

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

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所以,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它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中国现在怎么走?我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寡头?如果寡头政治形成了,就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寡头政治差不多。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

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做核心,第二代是邓小平做核心,第三代是江泽民做核心。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

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找到一个切合点?如何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切合点?这些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现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地方缺少有效的发展动力。毛泽东以前说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现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么怎么走呢?现在的体制下,钱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责任却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钱,但是没有多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没钱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怎样责权联动?从权力的逻辑来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要放下来很难,唯有怎么使中央多承担一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