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式腐败 郑永年: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

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

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19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

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

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

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