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林洙:后来读懂的梁思成
近日,林洙的最新作品《梁思成心灵之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前半部分是梁思成的古建调研报告,后半部分则是他与林洙的通信。虽然,那时的梁思成已年过六旬,但对妻子仍充满激情与真诚。他的细腻与温柔,甚至带些孩子气的可爱,全部跃然纸上。
因为爱,所以爱
无论林洙愿意与否,林徽因都是她无法绕开的名字。
1948年,20岁的林洙第一次见到了林徽因。那年,她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父亲写信给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福建同乡林徽因,托请她帮助林洙进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因为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林徽因亲自辅导起林洙英语。
“林徽因这种女人,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我则是个很普通的人。”林洙自称是“没有学历没有官职的小小资料员”,“尽管林徽因有很多人爱慕,但梁思成对她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一点,我很欣赏。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
正因爱着梁思成,林洙也全无芥蒂地赞美着林徽因,就如同她谈及一些问题时,常会说:“这一点,我绝对站在思成这边。”她评价林徽因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是热爱与崇敬的师长。”
林洙还记得,1963年春天,她已和梁思成结婚。一日中午,她等丈夫回来吃午饭,但直到下午一点才见他捧着一盆仙客来进门。饭后,梁思成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林洙一时语塞,她甚至自责。“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很快,林洙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在林洙面前,梁思成从不刻意谈,或刻意避谈林徽因。一切,都自然而言。就像他在写给林洙最初的“情书”中,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一串疯话”。他也会和林洙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平平淡淡也是真
而“普普通通”的林洙,带给晚年的梁思成,或许是另一种感受。他们婚后的合影并不多见,唯有的几张中,梁思成穿中山装,林洙穿花布棉袄。他们留最普通的发型,对着镜头,普普通通地笑。如所有寻常夫妻一样。
他们的恋爱过程,也普普通通得可以。
1959年,林徽因去世已有四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与他聊天。
当年的林洙还恶作剧一样,帮梁思成回了一封来自远方的“求爱信”,她自顾自地写:“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而梁思成看后,则假装板起脸,说道:“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
终有一日,梁思成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林洙写了一封大胆的“申请书”:“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信末署名“心神不定的成”。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梁思成与林洙只是从此决定:生活在一起,做一对平常夫妻。
没有坎坷不必走
然而,“文革”来了。梁思成与林洙那些寻常美好的小幸福再难继续。“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林洙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要求她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梁思成迫于压力,也对她说:“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林洙和前夫育有一子一女)
她没有离开他,而是竭尽所能,保护着他。
一天晚上,几个戴着红袖箍的彪形大汉带着手枪和匕首闯进梁家勒索财物。林洙与壮汉理论,不料激怒了对方,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皮鞭开始抽打她,而梁思成猛然扑过来说:“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思成脸色发青,呼吸困难,我自己则大喊;‘救命!打死人了!’那些人怕出人命,留下一句‘明天中午等着我们!’就匆匆走了。”
林洙说,次日梁思成要求她离开家,由他一人对付昨日歹徒。“我自然明白他的考虑,我也就更加一步不肯离开他。”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就在几天前的元旦,他听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
几十年来,总有朋友对林洙说:“你命好苦!”因为她与梁思成共同生活的年代,大部分在“文革”时期,但是她说,自己心甘情愿陪他走完他一生中最坎坷,苦难最深重,也是最悲惨的一段路程。“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路过你的路
梁思成去世后,林洙时刻都在想他一生的功与过。
在她看来,丈夫留下的古建调查报告,是后人继续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于是,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后,林洙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要求修改《辞海》中有关梁思成“反动权威”的条目。其二,她希望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
邓小平很快将信批复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随后成立,林洙负责选配文集中所有图片。
林洙说自己最悔恨的,就是1969年北京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听说西直门发现一个元代城门,像孩子一样恳求她去拍张照片。当年的林洙不假思索地说,“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林洙忘不了,当时,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
那一刹那,林洙以为自己理解了丈夫,“但其实远远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才知道,当年我对他的理解很不够……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对于自己,林洙只是认为她做了为人妻的分内之事。
林徽因的母亲一直和梁思成、林洙住在一起。梁思成走后,林洙照顾老太太,直到她90多岁去世。梁思成去世后,作为外孙女,梁再冰曾想接外婆一起居住,“她不走,说林洙对我好。”
老太太对林洙“大大地表扬”,在梁思成当初写给正在“四清”工作组的妻子的信里,也有提及。他写道:“(老太太)说你‘一点也不懒’,‘细心’,‘会体贴人’,‘做事有条理,手脚麻利’……”
至于梁思成如何看待妻子?在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城记》一书中这样记述:梁去世前,拉着好友陈占祥的手,极其恳切地说,“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虽然后半生的时光,几乎都在推介丈夫的理论与思想,但林洙仍觉得,梁思成的成绩并没有得到足够肯定。“他不光是一个古建筑专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家、美学家、哲学家。”只是林洙也说,于自己而言,关于梁思成的研究,年龄精力上,她“已到此为止”。
偶尔,她会“催促”《城记》作者王军,把关于梁思成的著作快些写完。不然,她怕自己看不到了。
偶尔,她也会幻想,能再和梁思成在清华的校园中走走,“哪怕一分钟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