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雷中将 解放军中将何雷:抗战胜利奠定中国大国地位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资料图片)

何雷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将军衔。先后任作战部队团以下各级军事主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科研指导部部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

东方主战场 贡献耀史册

抗战胜利奠定中国大国地位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中国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军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为共同称霸世界而先后在东、西方发动的。日本企图以中国为基地和跳板,通过北进和南进称霸世界。日本悍然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全球扩张开始的显著标志,表明法西斯已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但当时西方大国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采取了纵容退让的绥靖政策,一些国家屈服于法西斯铁蹄之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个挺身而出,举起反法西斯的大旗,到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只身抗战八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称赞“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中国人民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幻想,令其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通过一场短期速决战争征服整个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称中国问题只用一个月就能解决。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军民开辟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战场相呼应、正规作战与游击作战相配合的规模宏大的抗日战场,坚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战。德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指出:“中国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国地域广阔,军队众多,作战坚韧,富于人民战争精神,士兵熟悉环境,使中日战争的景象与日本对西方列强进行的陆战迥然不同。”

中国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消耗了日本大量的军力和国力。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共有34个师团,其中的32个在中国作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的35个深陷中国战场。战争结束时,在华日本陆军约 105万人,太平洋战场只有83万余人。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超过太平洋和亚洲其他战场日军的总和。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约120亿美元,相当于“大东亚战争”全部战费的35%。

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斯大林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制约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成为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关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的殊死较量,每个局部地区的作战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支援与配合。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指出:“同盟国能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相当大部分奠基于中国与日本缠斗不休。”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使德日法西斯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支援与配合。

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北进,对避免苏联“两线作战”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30年代,避免与德、日法西斯“两线作战”是苏联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已大大减轻了对苏威胁。

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发起“北进尝试”,均遭惨败。张鼓峰事件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新时机。但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优先处理“中国事变”和南进,叫停了北进政策。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西调 54万多部队和大量机械化武器装备,参加对德作战。

中国抗战迟滞日本南进,支持了美英盟军的作战。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后无暇东顾,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好时机。但由于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日本阿部内阁采取了“不介入”欧战的政策,全力解决“中国事变”。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压倒性胜利和英法等国的溃败,又为日本创造了“千载一遇”的良机,但还是因中国战场牵制、兵力捉襟见肘而作罢。

1941年12月,日本抱着孤注一掷的赌博心态发动太平洋战争,给美英军事上沉重一击。

值此严峻时刻,1942年1月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此后,中国战场始终“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3个军10万人入缅作战,付出了6万人的伤亡,掩护英军撤往印度,并沉重打击了日军,使其无力西进。1943年10月至1945年3 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先后以8个军22个师的兵力,与美军一道实施了缅北和滇西反攻,成功打通了中印公路,有力配合了印缅战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

与此同时,中国还为盟国“先欧后亚”战略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英两国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为此,罗斯福表示,“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

中国抗战的胜败不但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还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和命运。它不但要求中国在多年孤军奋战后仍要继续承担对日作战的重任,还要随时为欧洲战场做出让步和牺牲。为实施“先欧”战略,盟国一再推迟发起与中国利益攸关的缅甸战役,还多次将中国急需的飞机等支援物资调配到其他战场。正因如此,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才更加难能可贵。

积极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与民族解放,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苏、美、英等大国一道,承担了拯救人类文明的重任。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中国战场的突出贡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1月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3年10月签署的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正式认同。中国不负历史赋予的大国责任,积极支持亚洲弱小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显示出强烈的大国自觉和国际主义情怀。

中国以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为己任。中国很早就开始支持周边弱小国家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对朝鲜抗日力量的扶助公开化。1942年12月,中国政府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不但给予经济和政治支持,团结整合各党派抗日力量,还将朝鲜抗日武装编入中国军队序列作战,使朝鲜的抗日斗争以中国为基地蓬勃发展。

1943年9月,中国外交政策目标调整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外辅助亚洲各民族之独立与解放。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坚持将战后朝鲜应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内容写进《开罗宣言》。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致书国民政府:“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贵国对日宣战及获得光荣的最后胜利而完成。”越南各种抗日力量也在中国境内发展壮大。1942年3月,中国负责对越工作的第四战区拟定《对越策动计划大纲》,加强了对越南抗战的指导。

中国还以“亚洲同种人”的身份积极调解英印纠纷。1942年1月,英国殖民当局与印度国大党因印度独立问题尖锐对立。国大党拒绝支持反对轴心国的斗争,有些人还幻想靠日本实现独立。1942年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对日大局下进行合作。尽管调解未果,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显示了中国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履行大国义务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积极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来自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代表与会。

大会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向中、日、苏、美、英发布了告人民书。这一举动,增强了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和号召力。英国首相丘吉尔承认,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中国无论在军事舞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都开始起到新的作用”。

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战后国际秩序,成为缔造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强加给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战争进行当中,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就决心不但要赢得战争,还要赢得战后和平;不但要在战争中联合起来,还要将战时合作延续到战后,构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世界。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积极倡导者和强力推动者。中国最先遭受法西斯的侵略并长期孤军抗战,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诉求最为真挚强烈。同时,中国还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同盟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很早就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

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同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937年3月,毛泽东又提出“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国反复向西方大国强调,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中国的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

在每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表示了全力支持反侵略战争的鲜明态度,始终在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而不懈努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政府就向美、英、苏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不订立单独媾和条约。

次日,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建议召开多国联合军事会议,商讨协调各国军事行动。这些举措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由美、英、苏、中领衔,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从根本上改变了反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国在构建战后世界和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国认为清算法西斯罪行、清除法西斯战争根源是构建战后和平的前提。中国强调不单独与日本媾和,并剥夺其非法侵略所得;设立国际军事法庭,惩办战犯等。同时,中国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态度,1945年8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给日本改过自新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彰显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气度和着眼长远的胸襟。

中国还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联合国。

早在1939年,中国就提出要为战后“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针对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缺乏普遍性、权威性和行动力等弊端,中国于1942年提出建立四大国在战后发挥特殊作用的国际组织的构想:“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

”在筹建联合国和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积极争取实现公平正义、民族解放和国家平等。

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依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民族自决等建议,丰富了《联合国宪章》的内容。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70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分享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沐浴着用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和平阳光。中国在打败法西斯赢得胜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对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正义主张和不懈追求,完全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真正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坚定立场和巨大力量。

今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何雷 《参考消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