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陈西滢 陈西滢是“有恶意的闲人”吗?[ZT]

《记念刘和珍君》在表达对遇难者的悼念与赞颂、揭露控诉段政府的凶残与暴行的同时,还多次或明或暗地对陈西滢进行了批判,将他归入“有恶意的闲人”之列。那么,陈西滢真的如鲁迅所言是个“有恶意的闲人”吗? 教材的注解很明确地交代了陈西滢被如此定论的原因:一是他在惨案发生后所写的文章中“污蔑遇害的爱国学生‘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一是“把杀人的罪责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

也正因此,鲁迅称他的“论调”很“阴险”,是“流言”,认为这“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这样的“流言”,使他“耳不忍闻”“感到悲哀”。

陈西滢的这些“阴险的论调”均出自发表在三月二十七日《现代评论》他的“闲话”专栏上的文字。但即使这篇曾遭鲁迅等厚非的《闲话》,其主要内容也是谴责杀人者,文章的开头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已经很明了的了”,“群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

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政府通电指控什么‘暴徒’、什么‘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卫兵无论怎样的残忍,无论怎样的仇视学生,没有居高位者的明令或暗示,我想他还没有胆量干出这种惨酷残暴的行动来。

这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

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正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由于有报道说死伤者中有一部分是妇女和孩子,所以陈西滢接着写到,这样激烈的抗议行动,不应当让妇女和孩子参与,若妇女对此有异议的话,那么绝对不应当让未成年的孩子参与。

而且,他们的父兄、师长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劝阻,“不能因为他们愿意去,便脱卸自己的责任。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

” 再有,由于对当时民众领袖(如徐谦)宣读的警察总监李鸣钟“执政府卫队已解除武装”“国民军会保护游行群众”的承诺信等情况不是很清楚,甚至有可能听信了一些误传,所以陈西滢还认为,这次的抗议行动中,死了那么多人,民众运动的负责人有陷他们于“死地”的嫌疑,是应当负相当责任的。

假如陈西滢在“三一八”后没有谴责杀人者,而是一味的批评“民众领袖”、批评死伤学生的“父兄师长”,那么对他的一切指控恐怕都是合理的。

但鲁迅为什么只是注意到了《闲话》中的“阴险的论调”和“流言”,“取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将其划入“走狗文人”的行列呢? 起因还在于此前持续了一年多的双方的论战。在“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学生的“语丝派”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与支持校方的“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人打了一年多的纸上官司,只是由于“三一八惨案”的突发而暂时中断。

在论战中,鲁迅与陈西滢结下了深深的仇怨,尤其是陈西滢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涉嫌抄袭一事,更是令鲁迅对陈西滢充满了敌意。

所以,尽管对“三一八惨案”,论战双方在声讨段政府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但鲁迅仍不能不带偏见地仅凭“断章取义”而认为陈西滢是“有恶意的闲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冤案。

陈西滢留学英国,对英国的民主政治神往之极,但见到北洋政府下的中国满目疮痍,便想置身世外,做一个不管不问世间事的“闲人”,写些“闲话”。但他的“闲话”却不可能不触及世事,他时不时的用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观、自由观品评世事。

他对段政府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的声讨是源于此,对妇女儿童及民众领袖的言论同样是出于他的对弱者的“关心”,他绝没有为谁推卸责任的想法。至于将执政府门前称作“死地”,更见出他对段政府的本质的评判,他是绝不可能成为段政府的“走狗”的。

陈西滢最大的不足是,对这么一件严肃的事情,他竟然用一种很俏皮的语气来谈论,颇有些“置身世外”的姿态。他的确是个“闲人”,但最多算个“无恶意的闲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