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弟子 梁思成、林徽因弟子 罗哲文:八十之龄护运河(图)

    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得意弟子,罗哲文有着传奇的一生。他追随恩师保护文物和古建筑,甚至使日本京都、奈良免于战火;他和专家们曾力保北京团城,否则团城早已变成笔直的大马路;他50多年主持维修长城,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他为我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上下呼吁,如今该颐养天年的84岁高龄,仍在为京杭大运河申遗奔走……     罗老的家位于一幢小民房的二楼,访客进门都会先大吃一惊,狭长的走道堆着书,仅剩下中间一条“缝”可侧身而行,进到客厅,发现除了两三张可坐人的旧沙发之外,其他地方也是堆满了书和杂物,三室一厅的房子基本上都满满当当堆着书籍。

1947年,罗哲文在清华大学。(谢绮珊翻拍)

    梁先生手把手教我画图     罗老生于川西的普通农家,被父亲送到宜宾读书。1940年,很多国家机关搬迁到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来暂避战乱,中国营造学社也迁到了距宜宾几十里路的南溪县李庄。

听闻营造学社招收学员,热爱美术、工艺的罗哲文当时高中毕业,为了生计跑去应考,在数十人中脱颖而出,唯一被录取,年仅16岁。因为他有绘图禀赋,梁思成便将他带在身边,手把手教他画图、测绘。

    李庄是个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语)。“生活条件很艰苦,没有电灯、自来水,晚上就点个煤油灯。”罗哲文说,“但梁先生和林先生都勤勤恳恳做学问,非常关心青年的学习、生活,学员们也很尊重他们。”

    他追忆林徽因时说:“那时候林先生约摸40岁,因肺病常躺在床榻上,但一直坚持写文章,除了让我们学习画图测绘,还鼓励我们学习古典诗词和外文,因为中国古建筑和古典文学关系密切。

时光飞逝60多年,但恩师林徽因的音容笑貌,她的博学多闻、才情洋溢,特别是对我这个来自农村孩子的循循善诱、热心教诲的恩情,我时刻不忘。”     1944年,罗哲文跟随梁思成到重庆,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虽然依然是绘图、标注文物地址的工作,但他还是注意到梁先生交代的地图包括日本,他印象较深的是日本古建筑最多的奈良和京都。

因为是军事机密,罗哲文没有多问。

1985年,罗哲文访问日本奈良,得知二战时日本大多数城市遭到美军惨烈轰炸,唯独京都和奈良完好如初,当地将梁思成称作“日本古都的恩人”。罗哲文这才恍然大悟:“他认为这是世界共同的财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这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他还是这样做了。

”     建国之初,北京开始了“拆旧城、建新城”的基本建设,梁思成为老北京大拆城墙而痛哭流涕。回忆起这段往事,罗老说:“梁先生是非常不愿意拆的,他提出‘保存旧城,另辟新区’,提出可在城墙上挖门洞方便交通,想要‘发掘和延续这座古城的大气和美丽’,到处想办法,最终也没有办法。

他很伤心,有人说他痛哭流涕,他是比较容易动感情的。

那时候林先生病在床榻上起不来,但也写了一篇文章。她也不是保守的,认为不光是保护古建筑,还要围绕新的建设,保护古建筑要保护其环境,又提出要保护民间的作品。”     当时,年轻的罗哲文经常背着一架老式相机奔走于北京各个角落,抢在城墙和城门被拆除之前拍摄了大量照片,直至目前,当年旧城楼的照片大多出自罗哲文之手。

罗哲文于1948年拍摄的八达岭长城残状。

    骑毛驴上长城     修了50多年长城的罗老,长年围着长城转,八达岭去过好几百次,山海关也去过100多次,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1952年,正是新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国际友人要来参观浏览中国的古文明,全国人民要来一睹首都的文化古迹,但可游赏的景点很少,只有颐和园、故宫、天坛等,当时的副总理郭沫若提出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应该是长城,在郭沫若的倡议下,罗哲文对八达岭长城进行了考察。

当时,28岁的罗哲文是文物局最年轻的专家,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指导修复长城。

    “1952年带着任务去八达岭,那是我第二次看到长城,心头涌动着两种心情:了不起的军事防御体系,就算是残垣断壁,也是极震撼人心;长城的沧桑感让人忆起战争,激动又感慨,不能让它继续破败下去,再不维修也许就要消失了。

”考察完成后,罗哲文带着他设计的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草图去见老师梁思成。梁思成高兴地提了三条意见:要“整旧如旧”,不用洋灰,保留旧砖,不危及游人安全的残断处不必全修,“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长城上休息处要讲究艺术性,不能在古长城下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野趣,讲究自然;不宜近距离种植高大乔木,否则,对保护长城不利,也影响观看。

    罗哲文开始了“骑毛驴上长城,山羊驮砖修长城”的漫漫征程,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罗布泊,都留下了他探寻长城的足迹。“交通、生活很不便,但还是很高兴。心里想着自己参与了这么大的工程,我一定要把它修好真正保护起来,留给子孙后代。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不仅长城,从赵州桥维修,布达拉宫首度维修,到三峡工程前部分建筑的搬迁,都离不开罗哲文的方案设计。

    “运河三老”奔走呼吁     84岁高龄的罗哲文身体依然硬朗,甚至还经常骑自行车出门。“原来我还游泳、滑冰、打乒乓球,现在不去了。

我不用专门去锻炼,时常出去考察、开会,等于成天都在锻炼。”他笑着说:“我身体这么好,跟50多年来修长城,经常从事田野工作有关系,修长城既是费心费力的劳动,也锻炼了身体,呼吸新鲜空气,开阔心胸。

”这些天,他还要去淮安为京杭大运河申遗奔走。     罗老对保护古建文化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推动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与秦兵马俑、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泰山的申报工作,1987年顺利通过评审。

近年来,罗老致力推动京杭大运河的“申遗”进程,成为大运河“申遗”工作的灵魂人物。     “古代中国有两个大工程,一个是长城,另一个是大运河。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修复长城的时候,当时提国家文物保护名单,我就提议加入大运河,但按当时的概念,大家认为运河与文物连不上,没有弄成。

”此外,当时普遍认为文物是固定的,而大运河是“活的”。     为了这份未竟的申遗工作,80多岁高龄的他仍奔走呼吁,2006年年初,罗哲文、郑孝燮和朱炳仁“运河三老”给运河沿岸18个城市(区)写了一封加快“申遗”工作的倡议书。

这封倡议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第二,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承载的“自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内容,密不可分,应该合三种遗产形式为一申报。

    经过多年的游说,让他感到稍有宽慰的是,2006年5月,大运河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国家文物局已经将之列入了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人物简介:     罗哲文,中国古建筑学家,1924年生于四川宜宾。

1940年考入当时唯一的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学术机构——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先生等学习并参加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1946年,在中国建筑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建筑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1950年调文化部文物局,长期从事全国古建筑的保护管理和调查研究工作。

曾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要著作有《长城》、《中国古塔》、《中国帝王陵》、《中国佛寺》、《中华名楼》、《中国古代建筑简史》、《中国古园林》等。 

罗哲文翻拍的圆明园烧毁当天的照片。

李庄营造学社旧址

    论文物     复原圆明园,发掘研究羌族文化     记者:关于圆明园是否修复的争议由来已久,您是怎么看的?     罗哲文:现在形成两派争论,“废墟派”占上风。

我是主张复原的。一片杂草之地起不了教育作用。圆明园是真正了不起的历史园林,但被帝国主义毁坏,很可惜。

现在能看到的是西洋楼的废墟,但西洋楼并不是圆明园的精华,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几,而且是引进的外国建筑。我主张修复一部分,而且要有对比,将被破坏的样子和修复后精美绝伦的状态作对比,才能起到教育作用。

    记者:很多资料引述,周总理当年极力反对修复圆明园。     罗哲文:说起来,是大家歪曲了周总理当年的意思。

周总理的意思是,要把地留出来,将来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要把它修复。但至于是不是全部都修复,他是不会说的。上世纪50年代初国力尚微,也不可能修复。1953年,周总理吩咐修复同样被八国联军洗劫的北海团城,衍生祥门楼就是我去执行修复的。

当然,圆明园如果要修复,方案、设计、材料、技术都必须经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     记者:近来有消息称,浙江横店将以1:1比例异地重建圆明园,引起无数争议,您的意见是什么?

    罗哲文:我是赞成在浙江重建的。很多专家认为,这是与北京的圆明园唱对台戏,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只是要让人家能够看到当年的盛景。或许大家看到它,会更想去看看烧毁的遗址。

横店是一个影视城,也修了一个故宫作为拍戏背景之用,在那重建圆明园与文物毫无关系。     记者:前门大街大栅栏在争议声中进行了修缮,现在已重新开张,你赞成改造大栅栏吗?     罗哲文:我认为挺好的,也去看过了。

梁思成当年甚至提出,大栅栏要扩建到120米的面宽。有人说梁先生保守,那是不对的,他并非保守。按他的意见,现在100米还太小了。

    记者:您怎么看待汶川地震之后羌族文化的保护?     罗哲文:羌族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有3000多年的历史。现在留存下来的羌族,基本上都在汶川这一带,还能找到一些羌族的建筑,碉楼、村寨以及祭祀的鼓乐都是很有民族特色的,地震使碉楼、寨子受到严重破坏,是中国古建筑一大损失,所以应该对其加以发掘和研究。

    记者:您认为京杭大运河申遗的胜算有多大?     罗哲文:可能要走“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这条路子,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必须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京杭大运河就是自然和人工共同的创造。

我认为只要提出去,还是容易通过的。现在我们正在做规划,重要的是做好运河的保护工作,申遗对保护工作有促进作用。 

    忆老友     王世襄是     “中国第一玩家”     中国营造学社目前在世的两位成员,除了84岁的罗哲文,另一位就是94岁的文物学家王世襄。

他们一个是“长城保护第一人”,一个是“中国第一玩家”。     王世襄祖籍福建,是我国著名学者、收藏家、文物鉴赏家,从事明式家具、髹漆、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著有《锦灰堆》、《明式家具研究》等著作。

因年事已高,王老目前基本闭门谢客,但罗老在回忆营造学社的那段求学生涯时,不禁谈起这位相交60多年的老友:“他比我年长10岁,1943年来营造学社任主力研究员,他个头也高一些,我们管他叫‘王胖子’。

”在李庄的时候,他们一起做测绘工作,各自有各自的工作任务,罗哲文画图,王世襄写报告。

    “我跟他经常一起玩,下了班之后,就一块儿到镇上遛弯、喝茶、聊天。他还养了一条狗,那时候没什么可玩的,就是聊聊天。他那时已经开始写书,还翻译了外国专家的一本书,晚上没事就在光线很不好的煤油灯下写文章。

”1944年,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与梁思成同去重庆的还有王世襄,他主要的工作是做文物目录的工作,以保护敌占区的文物免受轰炸。     1946年,中国营造学会迁返北平,并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前身)。

他们先后回到京城,也常有来往。“他祖籍福建,但是生长在京城的‘老北京’,家庭情况比较好,父亲是外交官。

他是燕京大学文学硕士,但自小就爱玩。”据说,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怀揣蛐蛐去上名教授邓之诚的课,正当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时,蛐蛐声顿起,同学们哄堂大笑,王世襄也被老先生请出了课室。“他很聪明,喜欢认真钻研,菜也做得好,喜欢自己买菜自己做,是个美食家。

他自己曾说,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菜。”     有人给王世襄下了一个结论:“他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中国第一玩家。”(谢绮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