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咒陈一丹 陈一丹:腾讯必须克服大公司病

8月末的一天,在甘肃张掖的满天星空下,44岁的陈一丹在帐篷里在和记者漫谈时说。

陈一丹,腾讯“五虎将”之一,1998年和马化腾等共五人创办了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五个人每人分摊管理一部分事宜,陈一丹曾是腾讯的首席行政官(CAO),在业界有“马化腾身后的男人”之称,十分低调,负责从人力资源到法律专利等公司行政事务。

“苹果、微软、谷歌等世界上有名的科技公司,都没有CAO这一职位。CAO使得腾讯在中国这个复杂环境下,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一个大型多元化公司。因为在中国,每当涉猎一个新领域,都不可避免和监管者产生一些摩擦,需要让监管者了解新事物。而陈一丹,就是那个人。”腾讯美国主席、首席探索官网大为(DavidWallerstein)给予了陈一丹这样的评价。

此时此刻再谈腾讯的那些日子,陈一丹显得非常释然。如今,“五虎将”中,只有首席信息官(CIO)许晨晔还辅佐着首席执行官(CEO)马化腾,其他三人都已离开。“我们几个创始人偶尔也会回公司,其实,太太们比我们沟通得还多,她们聚起来方便。”

腾讯的五个创始人中,除了曾李青,马化腾、张志东、许晨晔和陈一丹都是从中学到大学的同学。高一时,陈一丹坐在马化腾后面一排,他俩一起背圆周率,一起集邮。

五个创始人中,陈一丹是唯一一个非计算机相关专业背景的创始人,他学化学和法律。就像他的专业背景一样,陈一丹的性格中也存在矛盾因素:稳定的外表下,藏着蠢蠢欲动的巨大能量。

大学期间,陈一丹有一半时间是在学习,一半时间活跃在校园活动中。一改往日温和、安静的性格,他参加勤工俭学、担任社团的部长、组织圣诞晚会。

毕业后,陈一丹做了公务员,早早地结了婚。后来得知马化腾要干一番事业,犹豫了一下,决定加入,杂七杂八的事儿都他负责。

这一决定,令陈一丹踏上了与同龄人不同的人生轨迹。2004年,腾讯上市,成为当时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理科思维之外,需要对社会更了解。”陈一丹说。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写道,马化腾和他的同龄人是被焦虑统治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国家一样,一直发育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繁荣”中。老师急切告诫年轻人,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不易抓获。

在腾讯内部,陈一丹和马化腾被认为都是性格很稳的人,考虑事情非常清楚、长远。同时,两人也非常互补——马化腾是产品和技术的佼佼者,会有很多新点子、新策略,而陈一丹很快就领会,并从专业角度提醒实践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会涉及哪些法律。

“进入哪个圈,不是我所追求的。但回过头看,进入互联网圈让自己成长非常快。最初,我们就想几个人一起做事情,做什么都不重要。很幸运,我们踏进互联网圈子,发现手头的事情很重要。”陈一丹告诉。

“3Q大战打完才退休!”

腾讯起步没多久,用QQ的人太多,服务器不够用了,房租、人员工资的钱不够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轮融资。

为了适用于美元融资以及未来上市需求,陈一丹给腾讯架设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陈一丹虽然没有从事过职业律师,但他其实算是腾讯的第一个律师,腾讯最早的规章制度都是陈一丹一手建起来的。

“法律背景对我建立腾讯整个法律体系是有帮助的。我们较早融资,较早接受国外理念,VIE这个事对当年是有促进作用的,新浪、搜狐都已经走过了,我们则学习VIE架构是怎么回事。”陈一丹对说。

而今,市场兴起“拆除VIE架构”,中概股退市潮汹涌而来。陈一丹认为,一个健康、有序、开放的国家资本市场自然会吸引优秀企业,但是这里面也要综合平衡,不能为了吸引而没有制度约束,也不能太制约而挡住一些优秀公司回来。

2010年,“3Q大战”轰动全国。“我们团队都直面了,打完才退休!”说起那场腾讯与360之间的战役,陈一丹记忆犹新,语调平和。

2010年9月27日,360推出专门搜集QQ是否侵犯用户隐私的软件。11月3日,腾讯宣布在装有360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强迫用户“二选一”。

此事之后牵连出三个案件(360诋毁腾讯案、腾讯诉奇虎360不正当竞争案、奇虎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腾讯均胜诉。

相关人士透露,陈一丹并没有出面参与这场战役,但他把腾讯法务体系梳理了一遍,把派去打仗的将军都安排好了。

三案宣判后,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在微博中写道,“3Q大战系列诉讼四年时间,倦了累了,各方面实力不济,认赌服输。”

上述相关人士称,由此也可看出陈一丹的用兵能力。

陈一丹不想多谈此次战役的具体细节,只表示“3Q大战”双方的行为,法律事实和法律性质是很清楚的。他对表示,“这件事情也促使我们反思,全责怪别人是于事无补的。后来,腾讯以开放平台和开放基金做更多的对外投资(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竞争方式)。事情爆发的初期,网民、专家、行业,不同角度看问题是不一样的,有很多误解,后来真相慢慢清晰了。这个反思的过程对腾讯而言也是很关键的阶段。”

陈一丹不喜欢用“分水岭”这个词来描述3Q大战之于腾讯的意义,“法律规则是需要大家遵守的,也需要行业共同维护。这个事情让我们更开放,开放就符合发展规律,开放符合规律,不开放路会越走越窄。做一个平台时,不能什么都自己做。开放让用户有更多选择,生态更加健康。”陈一丹说。

“他是一个元帅,而不是将军。”这是法律新媒体“智合东方”CEO(首席执行官)洪祖运对陈一丹的评价,对他的管理智慧高度钦佩。

如今,腾讯展现出对员工十分慷慨的形象。每年给员工发利是(广东话,意思同红包),前不久又给五千多名员工送股票作为激励,股票价值人均32万元。

在这一“土豪”行为背后,作为腾讯第一任HR(人事),陈一丹早有谋略。“一直以来,我们就像家庭一样。红包是广东的文化纽带,是一定要发的。腾讯创办之初,大家比较亲密,我们发出的工资不高,员工常规激励也不够别人厉害,我们只通过期权来激励,上市前,员工数量不多,可以做到人人都有期权。

但是公司大了以后,亲密性很难做到,制度干巴巴的,但是它影响又特别大,所以以身作则做好企业文化就很重要,合理的激励机制也很重要,把对员工的思考融入到决策里面。”

“大公司形势下,怎么人尽其才,到现在仍然是挑战。”陈一丹说。

陈一丹的危机感很强。2014年,在一次公开场合,陈一丹提到腾讯面临的两大挑战:“一、腾讯必须克服傲慢、自大的习气,一旦认为自己是老大,会固步自封,需要对用户有敬畏心。二、如果我们缺乏对90后00后年轻人需求的把握,我们将会失去未来,变成老掉牙的古董公司。”

在采访中,陈一丹也毫不讳言,腾讯存在大公司病。“我们专门请顾问来诊断是否有大公司病,不是说我们今天得了哪一种,而是一直有新问题出现。但是,只要秉承倾听用户和员工声音,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他说。

“战略不对,公司会死;管理不上,公司会慢。”陈一丹说。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今天竞争很激烈,可以预测,未来一两年,可能还有新的BAT冲出来。三年后我都不知道BAT还在不在第一阵营,互联网时代的变化一直都那么快。”

“如果耗到最后一刻,就没力气了”

2013年3月21日,腾讯公司宣布,42岁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首席行政官陈一丹将卸任,未来担任公司的终身顾问。

“公司成长很快,逐渐要面对越来越多的事情,但是发现精力渐渐不足。明知如果耗到最后一刻,就会没力气了。听起来好像鞠躬尽瘁那样,实际上真不合适了,因为精神固然可嘉,但对公司长远发展不是好事。如果已经明白自己,再把创业热情延续三年五年,这个气是提不起来的。可以预见得到,公司的盘子会越做越大,接下来要怎么办?当然,退休后我自己可以放更多精力,做我喜爱的教育和公益。”陈一丹解释道。

“走到某一阶段的时候,还是更愿意交出去。所以宣布卸任前,花了两年甚至更多时间,把精力从管理业务转移到培养人才上。新人如期能接,我就非常高兴。那时候,腾讯在移动互联网刚好迈上一个台阶,公司有内生力往前走。做(人才交接)这种事情,就是要在公司发展得最好的时候。”陈一丹说。

其实不只是腾讯,“百度七剑客”“阿里巴巴十八罗汉”等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创始团队成员现在很多已经奔赴东西。

如今,腾讯的管理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种是创始人,现在还剩下两位,CEO马化腾和CIO许晨晔。第二种是职业经理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但存在文化融入的问题,需要用很长的时间让他们逐渐融入腾讯。第三种是公司自己培养的人,也就是从中层干部成长起来的,培养也需要时间。

无论管理层由谁组成,腾讯高层共商大事的管理文化持续至今。“不是权力分散,而是我们都怕自己做错了,都愿意听听对方意见,以开放的心态。有时候,相对外面的公司,看起来我们决策会慢一点,但是错的机会少一点走得稳一些。”陈一丹说。

对于“退休”这件事,陈一丹的妻子给了百分百的支持。“我很在乎我和家庭的关系,这是让我感到温暖、生活幸福的地方。妻子对我说,按照我内心的想法去做就好了。”

以前陈一丹工作最忙的时候,妻子的支持是“绵绵的力量”。“工作和生活上的喜悦,因分享而增加一倍。痛苦困难,因分担而减少一半。”陈一丹说。

住进斯坦福学生公寓

陈一丹很爱读书,尤其喜欢读国学、儒释道等经典,比如《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无量寿经》,都反复读了几遍。

陈一丹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面,不是要学到知识,而是汲取智慧,不断反省。看书能让你有更多认识,也能让你知道该如何践行。而你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不知道,需要践行才会真的感悟。”

“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需要更豁达一些,更超脱、利他一些。”陈一丹说。

而据洪祖运的说法,陈一丹愿意站在谈话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接受不一样的意见。陈一丹有个口头禅,“这也不错。”

2014年,陈一丹赴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曾经修过LLM(法学硕士)选修的一些课程,当时在读LLM的洪祖运与他一起听过课。陈一丹在斯坦福的两个学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进行了研究,包括中国复杂的法律、政策、社会、文化及独特环境。

陈一丹很爱学习,可以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伊丽莎白·马吉尔(M.ElizabethMagill)分享的一个趣事中看出来。“秋季入学时,陈一丹住在周围一间可爱的公寓中,但很快他发现,他和这里的大学生活有点脱节。在过去一学期,他住进了学生公寓,和另一名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同住一间宿舍。我真心希望你的室友能把音乐音量开小一些,并把他的臭袜子收起来。”Elizabeth说。

让洪祖运印象深刻的是,短短半年间,陈一丹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他刚来的时候,英语交流不是特别熟练。像他这个年纪不是有那么多时间学习英语,但他仍然十分认真。他还很认真地阅读判例和教材——阅读速度很慢、读的教材比我还多。在离开斯坦福前,应院长邀请,他做了人生第一次全英文的演讲,这种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洪祖运告诉。

前往斯坦福大学念书,也是希望更深了解美国一流大学培养机制。“退休”后的陈一丹,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节奏慢了下来,并在自己偏爱的公益和教育事业中投入精力。

2009年,陈一丹个人出资,创办了非营利性学院——武汉学院,现已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2013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办了全国首家“公立非公办学校”——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该基金会由陈一丹发起成立。

不像马云、李彦宏等企业家,大手笔投资名校设立教育基金,陈一丹更纯粹,他希望通过公益办学的模式,给予教育家充分的办学空间,探索教育规律,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也重拾“信仰”。“这真的很难,有待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对教育的认识,上面的政策更加符合教育规律符合时代变化。但是也不能等到国家政策全部都完善了,国外那么多优秀的企业家在做私立大学。”陈一丹说。

做公益的道理也一样。陈一丹给腾讯基金会提出公益2.0概念:利用互联网,推动更多人卷入公益事业,然后慢慢过渡到社交化,推动其他公益平台。

访谈那天,陈一丹自己也去体验了一小段“腾讯益行家古长城百公里公益挑战赛”。黄土高原上,赛道起起伏伏,太阳晒得厉害。他和参赛者一样,在微信里捐出自己的步数,兑换成公益款项。那几天,参赛者们几乎都占领了“微信运动”排行榜榜首的位置,每天有五六万步,令朋友圈刮目相看。

除了推动更多人做公益外,腾讯基金会的另一个使命是,建立一种公益模式,比如“为村”计划。

7月中旬,记者来到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的一个古老村落,发现铜关村的村民们逐渐习惯着移动互联网的拥抱。农闲之余,他们熟练地通过微信群来参与村落治理,在微社区和微店里销售农产品,或是通过微信视频聊天向远方打工的亲人传递思念。

“做教育和公益,和国学的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反思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地方是需要进步的,愿意尝试尽一点绵薄之力,也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陈一丹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