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燕红父亲成思危 柳红纪念成思危:敢持庭训报先亲
成思危先生于2015年7月12日去世,享年八十岁。以他高大的身形、旺盛的精力、平和的性情、优良的保健,去世的消息确实来得有点突然。一个月前,成先生八十岁生日有自寿诗云:“未因权位拋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
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成思危女儿:以父亲八十自寿诗答谢凤凰网友慰问,凤凰网2015年7月12日)他的学生则称:“先生是极少数身居高位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7月12日,@光远看经济,新浪微博)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但是,在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成思危的特别之处更在于,他是一位在“忠”“孝”之间不得不作出取舍的人。而这,源于他的家庭。
选择尽“忠”无法尽“孝”
成家的政治光谱之宽广,被历史裹挟之深刻,且每一位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表现出的鞠躬尽瘁,堪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纪标本。
成思危,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母亲萧宗让(1905-1964)是留法学生。父亲成舍我(1898-1991),早年入国民党,后脱离,曾参加北大[微博]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翻译列宁《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n Policy)(《新青年》1921年6月1日),后逐渐形成独立思想和选择。
成舍我26岁时,以200大洋在自家房子里创办《世界晚报》(1924),继而创办《世界日报》(1925)、《世界画报》(1925)、《民生报》(1928,南京),力图“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就在成思危出生后的三个月,《立报》(1935)在上海创办。头一年,1934年,成舍我曾因揭露汪精卫手下贪污被关押。他的名言“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给中国报人以持久的荣耀。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成舍我被迫放弃一地又一地报业,在香港、桂林、重庆一地又一地重新创业;1952年去台,1956年,创立“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制“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即世新大学前身。1988年报业解禁,他以90岁高龄创办《台湾立报》。
成舍我一生秉持非党派立场,不受强权与金钱控制。在第三势力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从知识分子办报到企业家办报,如若不是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或许世界上会有最大的成氏报业王国也未可知。
1930年,成舍我曾游历欧美参访新闻业。他没在海外久留是因:“父母在,不远游”,“吾辈未来之岁月方长,而侍父母之日则很短”。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半百,却踏上了流亡之路。1949年,举家去往香港。行前,身为地下党员的女儿成幼殊恳请父亲留下,建设“新中国”,被成舍我拒绝。
成思危与同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接受共产主义思潮,在香港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倾向革命。为此,他与父亲在家中时有争吵。1951年,他以回国求学的理由知会母亲,只身携带一只手提箱回到广州。他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在“忠”和“孝”之间选择了“忠”。而当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要接受所“忠”之背后的制度、体制、思想体系以及命运安排。
成思危先在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然后,他去了华南工学、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无机物专业(1952-1956)。从此,进入化工领域。
回到内地填写家庭出身时,成思危填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属于三大敌人)。原以为,背叛父亲和家庭,投身红色中国,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怎料,由于海外背景和家庭出身,他被当成“特嫌”,“文革”期间,一度被弄去烧锅炉。
就在不见天日的时刻,1972年冬的一天,他接到指令说妹妹成露茜来到中国,要他去见。于是,他带着女儿来到供外国人居住的北京饭店,敲开门,兄妹依稀认得少年模样,却一时语塞,是妹妹一声“哥仔”的呼唤(成思危:“永远的女斗士-我的露茜小妹”,在Lucie追思会上的发言。
载《传记文学》2010年4月),将“冷冻多年已经麻木的亲情”唤醒。他得知,母亲因思念,写过数百封信,都是石沉大海,已罹病早逝,享年不到60岁。
周恩来向成舍我问好,并说:“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只此一句,成思危的家庭成分由敌人变成了朋友。从此,他的境遇大为改善,被调到北京。此前,他在化工部几个设计院转,沈阳、华北、天津。1981年,在妹妹和父亲的帮助下,他得以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书,成为中国最早获得MBA的人,从而有了后三十年在管理科学和财经领域的作为。
过去二十年,是成先生身份角色最多,责任最重的二十年。1994年他担任化工部副部长;1995年加入民主党派民建中央,担任民建中央主席(1996-2007),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2008)。除了教学、科研、学术,他也是在世界范围行走的“演讲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使者。
成思危不是在体制内的官僚系统内一步一步走上去的,而是由于命运的戏剧性转变,使他从被排斥的一个基层普通科研人员,到被信任,委以重任。早年,成思危一心想为国尽忠时,无门;后来,则是国家需要成思危。毫无疑义,成思危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能够恰如其分地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后人所看到的成思危,是这个成思危,而不是早年的成思危。
随着民国人物在大陆逐渐解冻,成思危的传奇身世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当成思危先生被媒体问及如果时光倒流,还会不会做那样的选择?成先生没有我们期待的:“不会”,而是说,还会做同样选择,“忠孝不能两全”。他回答时,外表平静。说到曾经遭受的委屈,也只用“迷茫”二字,没有“后悔”。
父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951年,成思危是把父亲当作“守旧势力”的,他喜欢巴金《家》中的觉慧,冲破束缚,追求理想,心怀“对新中国的憧憬”。父亲的伤心和恼怒可想而知,1951年端午节,他有一文:“谁迫使我们骨肉离散”(《自由人》,1951年06月)。
文中写道:“佳节思亲”,乃人类天性的表现。他痛斥“叫人们废弃‘亲’的观念,父子、兄弟、夫妇、亲戚,要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大义灭亲,去亲手枪毙自己父母”的做法。他说:“世间最非暴力所可有效镇压的,莫如人心,及天伦之爱。”
少年成思危之否定父亲,是因为他太年轻,对于父亲的了解也不够。当他自己成为父亲,经历磨难,对父亲的理解才有所变化。从已经披露的不完全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父子短暂的接触:
第一次,1979年9月,在分别28年之后,相聚在洛杉矶小妹家。父亲时年81岁,成思危44岁;
第二次,1983年,成思危获得MBA。成舍我从台湾回到美国。他希望儿子留在美国,待时机合适,去台湾地区子承父业。但是,成思危觉得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父亲尊重儿子的选择;
第三次,1985年在美见面。成舍我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
第四次,1988年,在香港见面。成舍我特意要成思危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
第五次,1990年,成思危第一次去台湾。为母亲上了坟,在医院陪护父亲,他睡在病房外的沙发上。临走前一晚,他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父亲早上醒来没看到儿子,就一定要护士陪他回家。到家后得知成思危已去医院向他辞行,又匆匆赶回医院。
当成思危看到父亲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情景,禁不住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父亲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成思危,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他的头。他们预感这将是永别。翌年,父亲去世,成思危奔丧。
历史翻过了这一页。1998年,成思危在父亲百年诞辰时表达了他的感情:
“父亲是一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但在他心中却是情深似海,这种深情厚意只有在事后追忆时才感到它的可贵。真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六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父亲离我而去已有七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还会悄然进入我的梦中。但是当我真要提笔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时,却深感思绪纷杂,不知从何处下笔。”(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种精神”,《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兄妹:异中有同,
那个“同”是承袭家训
成思危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成之凡(1928年生)和成幼殊(1929年生)。她们的母亲杨致殊(杨璠)女士,为杨端六先生胞妹,曾与成舍我一同艰苦创业,后离异。大姐成之凡,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1951年去法国。
她被余光中夸赞“成之凡,成之不凡”,心有四窍:作曲、绘画,写诗,收集中国宫廷的古装。不仅如此,成之凡还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新四军。1949年,成幼殊和生母从香港回到内地。
1950年加入外交部,后作外交官,出使联合国[微博],现在北京离休。她的诗作《幸福的一粟》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位家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对于弟弟影响至大,不知她如何反思在大时代之下的家庭与个人命运,只见她这样写道:“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小说更像‘小说’”。
成思危之后,萧宗让又生了两个女儿成嘉玲(1937年生)、成露茜(1939年生)。小妹成露茜,亦多有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她是UCLA社会系教授,创建并担任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16年,关注性别、种族、阶级领域,以及底层弱势群体权利,热衷社会实践和运动,1985年在洛杉矶获教育女斗士奖(Woman Warrior Award in Education, LA,1985)。
1972年,她只因寻找哥哥姐姐的念头,勇往直前。父亲晚年,将《立报》交给她接掌。她在父亲的基础上,又创办《破报》和各少数族裔语种的报。大妹成嘉玲是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世新大学董事长。
相比较于其它姐妹,成露茜更是改变成思危命运的人。
第一次改变,便是1972年那次来访。当露茜告诉父亲说想去大陆时,父亲对她说:你哥哥可能老早在“文革”中死掉了;你姐姐是共产党员,大概还在,可能是在外交部。因为他注意到中印边界冲突时,印度人冲进中国大使馆,法新社发了一张照片,有个女子站在大使馆门口,说这是中国领土。父亲认出那是自己的女儿。
虽然有了兵乓外交,但中美还并没有建交。露茜到香港旅行社说希望回去找姐姐和哥哥,她按要求填了一张表,在地址和职位栏中,写哥哥,不知道;姐姐在外交部。表送进去之后,有人出来向她询问了成舍我的情况。等了两个星期也没有回复,她对旅行社说如果再不行,就要回美国教书了。
结果,人家说你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先进去好了。于是,露茜特意穿了一件蓝衣服,买了一个书包,从罗湖进到大陆。她住在北京饭店,独来独往。有一天早上,她被告之今天晚上不要出去,有重要活动。
当晚,她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恩来要接见台湾保钓青年。这场会面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早上三点。之后,露茜被留下来。周恩来问她父亲怎么样,好不好。露茜告之还不错。周恩来说:请你转告你父亲,我们都错了。
(他指的是1949年,他们在广播里说“人民公敌成舍我”,没收《世界日报》,这是不对的)“他是民族资产阶级嘛!”。(成露茜口述,温洽溢记录整理《成露茜教授口述自传》,载《传记文学》2010年4月,第152-159页)
第二次改变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露茜帮助成思危去UCLA念书,使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工商管理硕士的人,由化工科研人员改行进入管理科学,投身1980年代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并有了后三十年对于一些经济改革决策事项的参与。
这一改变至关重要,使得成思危成为同代人中格外幸运的人。虽然兄妹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凡俗的朝夕相处,但是,这些特殊机会的提供,使他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得以观察和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观念、思潮、社会运动;彼此重新认知和回归亲情。
成思危对妹妹的情感,在最后时刻,2010年2月27日露茜追思会上,倾泄而出。他唤她:“我最亲爱的露茜小妹妹”,“71年往事历历浮上心头”。他说:“在个人行事作风上,露茜几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她生活简朴,处处节约,很少追求个人的享受,把工作当作最大的乐趣。
”“尽管我对露茜的一些言论和观点不尽苟同,但我十分赞赏她对理想的执着与奉献。在改革开放初期,她致力于推动中美学术交流与合作,帮助许多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
”“人生如梦一般变幼无常,万万没有想到我最小的妹妹竟先我而去。她一生为保护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平而奋斗,活得绚丽多彩,走得潇洒利索。”成思危对自己这个有学有术,敢于出格,手脑并用,理论实践同行,同时做二十件事的妹妹的爱和评价,也反映了他的内心价值取向。
除了小妹,家中两位姐姐的音乐艺术诗歌才华,以及大妹的经济学思维和商业才干,对于成思危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多元的、色彩斑斓的家庭。成思危说一家人在一起不能谈政治,一谈就吵。小妹最为激烈。然而,他们又水乳交融,其特质是:“多元化的广度,国际性的世界主义关怀,讲求手脑合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发挥媒体公正、独立的精神。
我们异中有同,那个“同”是我们兄妹的共同特点”。(据成嘉玲:“编辑室手记”,《传记文学》,2010年4月)
人伦亲情,从背叛到回归,这背后是比现实政治更大的“政治”。如果没有亲情的复归,可能也不会有成思危日后出人头第的机会。
舍小我,成大我
舍我,是父亲为自己取的。每一次称呼,都提醒“舍小我,成大我”的人生追求。无论这一家人各自的政治倾向和选择为何,父亲之名始终高悬在上。
成思危一度官至“国家领导人”,在世俗意义上,不可谓不“成功”,然而,以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地位,似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惜没能在历史的天空上刻下如父亲一般的刻度,老天爷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但是,他竭尽所能以另一种方式报答生命之赐。近年来,他在讲演中较多谈论五个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他说,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没有解决;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收入与分配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这些“终极中国问题”需要修建一座什么样的桥梁才能通达?117年前出生的成舍我为之奋斗过,80年前出生的成思危为此奋斗过,76年前出生的成露茜为此奋斗过。
成思危在悼念妹妹时的一段话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意:“人总是要走的。重要的是如何过这一生,父亲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自强不息。这是父亲最重要的遗产。人是星球上的过客。有的人早走一点,走得潇洒,走得利索,没有什么遗憾。”成思危终于得以去和饱受离散之苦的父母和亲爱的露茜小妹长相会,也未尝不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成舍我是严父。孩子们一生都想得到父亲的肯定而求之不得。不知在天国里,80岁的成思危能否口吐真言,“敢持庭训报先亲”否?他们又会继续怎样的争论?
中国啊,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死难以放下!
(标题取自成思危之父成舍我先生《八十自寿》,本文在刊发时删去了部分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