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春霞女士讲述“文革”往事

——听杨春霞女士讲述“文革”往事

进入四月以来,我像采蜜的蜂一样辛劳,东奔西跑去核实细节,忙得昏天黑地,将许多未定稿处理好,以还文债。周末午休后醒来,正好两点半,打开电视看中央十套的《重访》,成了我保留节目。最近播出的《红舞台》栏目系列专访,我一集不落地认真观赏,澄清了由来已久的错误认识,原来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杜鹃山》竟不属于八个样板戏范畴。

正如栏目宣传词所云:“打开尘封记忆,重温旧日时光”。它钩沉起的不仅是我个人对荒唐年代的记忆,还有走下银幕的“一号人物”对往日的真情述说。

翻开当年勿勿记下的采访本,事隔多年再去回味,不禁感慨多甚多。我不理解的是,为何主人公在某些场合竟要刻意回避甚至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2003年3月,杨春霞女士在武汉演出期间与观众作电话交流,曾有戏迷问她,文革之后是否进过学习班?杨女士回答道:“没有进学习班,当然,我也在思想上作了一些认真的反思,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种受到冲击,和很多老艺术家相比,我那点反思不算什么。”这位戏迷也许不想为难自已钟爱的艺术家,颇机智地给了个台阶,接着问,是否因为演柯湘帮了您的忙?杨女士承认说,因为大家喜欢柯湘这个角色,所以对我也特别宽容。(详见2003年3月22日《武汉晚报》)

记者在报道时写得详尽,我注意到他用了“巧解”一词,想必他也是知道内情的人士。杨春霞或许自有其苦衷,不愿再旧事重提,其实,大可不必,坦言不幸的过去,无损于您在戏迷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好在我曾与她面对面,近距离专访过她,为了完整地道出事情始末,不得不在正文前多费些笔墨。

十年动乱期间,《杜鹃山》在全国轮番放映时,我尚在初中念书,由学校组织包场观看。杨春霞因饰演党代表“柯湘”,扮相异常俊美,英姿飒爽豪放,酷似我们班主任王天玉老师(现居南京市)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四人帮”粉碎后,她似乎跟着就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紧接着坊间流语不绝,渐闻有关她与倒台人物的诸多传言,更有甚者,直接指名道姓说她与王洪文有染等绯闻……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欣闻杨春霞随同令观众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剧组赴合肥演出。当时的我只不过是省交通报特约记者,在友人的怂恿下壮起胆来,贸然采访“久违”了的杨春霞女士,想请她揭示诸多疑团。大概是我的真诚感动了她吧,这位红极一时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向我敞开了封闭多年的心扉,细说起从艺生涯和在不堪回首的“文革”中经历。

时间:1991年3月13日,午后二时。

地点:合肥长江路上的华侨饭店。

我是被友人引荐给演员孙松,表明来意后才打听杨春霞确切住处的。孙松一脸憨笑地拍了拍我肩膀说:“她和我妈住一块儿,我这就带你去。”踏着软绵绵的猩红色地毯,来到饭店东107房间门口,孙松边敲门边唤道:“杨阿姨、杨阿姨”。门开了,我第一眼看到的竟是孙松的母亲“刘大妈”韩影。午休起来,抽着细长的绿“摩尔”香烟,正呑云吐雾,呛得一旁杨春霞一个劲咳嗽,埋怨地说着什么。孙松陪着笑脸说:“杨阿姨,这位是安徽交通报社的朱记者。他特别渴望采访您噢,您跟他聊聊吧。”随即找了个借口将他母亲拽出房间,出去溜达转悠。

带有异国风味的烟雾逐渐散淡了,杨春霞莞尔一笑,主动伸出她白晳的右手与我友好地握了一下,非常客气地说:“请坐吧”。落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我仔细地打量起她来:双眸炯炯有神,依然明亮照人,只是眼角边儿隐现出不易察觉的若干条皱褶,像鱼尾纹似的细密。烙下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刻痕,昭示着历经世事风雨后的沧桑。

简单寒暄了几句,我很快将话题切入到家喻户晓的《杜鹃山》。

“杜鹃”花开别样红  “柯湘”一夜成名人

1971年的一天,一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调令传至上海青年京剧团:北京京剧团点名要杨春霞进入刚筹建不久的《杜鹃山》剧组,并且是担纲主演女一号“党代表柯湘”。

说起周总理,杨春霞霎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早在十年前的1961年底,她刚从上海戏曲学校毕业,为向港澳同胞展现新中国传统艺术成就,组织上安排她准备赴香港去演出。彩排过程中,周总理与陈毅等人一同亲临剧场观摩节目,那是杨春霞第一次见到周总理。18岁的她在《杨门女将》中扮演挂帅的穆桂英,又在《白蛇传》中饰演了善良的白素贞。

“说不定在此之前,周总理就从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俞振飞那儿听说过我。”杨春霞肯定地说:“1959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与俞振飞联袂主演《游园惊梦》,我在戏中除了演花神外,还有幸做了梅兰芳的替身,为大师在排练时走台定位,跑跑龙套。”

杨春霞扎实的戏曲功底深得大师之赞叹,也因此被老一辈艺术家所赏识。然而,面对这从天而降的调令,她竟不知所措。这么多年来,杨春霞已唱惯了娇嘀嘀的千金小姐、羞嗒嗒的宫廷佳人,突然转换角色,要演披荆斩棘无坚不摧的女共产党人,形象反差巨大,心理上一下子还适应不过来。可这是组织上的信任,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批准的,她似乎也别无选择,下定决心后,只好“勇往直前”了。

为了在公演时达到一鸣惊人效果,剧组在北京排练期间,一直是处于秘密状态下封闭进行的。全体演职人员每天吃住皆在团部,非旦不让外人旁观,更不准回家探亲。经常是天刚蒙蒙发亮,杨春霞就得摸着黑起床,不是吊嗓子背台词,就是练腰腿功做身段造型。晚上回到宿舍还要写心得体会,把对人物性格的分析理解归纳出来。苦苦磨炼了二年,到1973年5月23日(毛泽东延安讲话发表纪念日),在首都京西宾馆的礼堂隆重地推出大型现代革命京剧《杜鹃山》首演仪式,次年被拍摄成电影,在全国巡回放映。《杜鹃山》一炮打响,“柯湘”一夜火了神洲,成为当时中央领导人招待外国贵宾的保留剧目。

年轻的杨春霞自此以“柯湘”一角红遍大江南北,然而,接踵而至的毁誉也确实让她始料未及。

周总理是她的恩人  江青却变成了仇人

1974年国庆前夕,9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例行举办盛大的欢庆建国25周年晚会。

周总理来了,他步履维艰缓缓地迈进大会堂宴会厅,引起了全场宾客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杨春霞是作为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的特邀代表出席的。她老早就听说总理沉疴在身正住院治疗,曾经伟岸的身躯垮下了,消瘦了许多,今晚再次亲眼目睹到总理坚毅的容貌,她情不自禁地与坐在一块的粤剧名伶红线女一起,端着高脚酒杯来到了最爱戴的伟人身旁,向总理敬酒以示敬意和祝福。周总理转过苍老憔悴的面庞,认出了她们两位演员,难得地与她们说笑开来。杨春霞想到,要不是周总理的关照,自己哪会有今天这般荣耀,激动之下,双手有些微微颤抖。心中立时涌起千言万语,可是,话到嘴边只说了一句:“总理,我们太想念您了!” 嗓门哽噎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噼叭落入酒杯中。若不是有勤务人员干预,杨春霞真想在总理身边多呆上一会儿。

这一年,杨春霞随团出访阿尔及利亚演出。走之前,“旗手”江青将自己不能穿的一套连衣裙送给了她。回国后不久,江青在召见杨春霞杜近芳等人时,没看到杨春霞穿上她送的衣服,马上就沉下了脸来,怒色满容地问道:“我送给你的连衣裙哪去了?”杨春霞听得此言胆战心惊。在此前,她曾多次领教过“红都女皇”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作派。想想那么多老革命家老艺术家因得罪了她,都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自己可不敢当面去顶撞。于是急中生智,委婉地说:“上面通知说,来时要穿统一的服装,我也就没顾得上换了。”这才算马虎摭掩过去。江青听了解释似乎也无可辩驳,就转过头磨过脸,从此后,她再也不搭理杨春霞了。

出访归来,杨春霞把她在阿尔及利亚的感受写出《依依情深》一文,刊登在1974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周总理卧病床上,在夫人邓颖超的推荐下阅览了全文,夸奖杨春霞有进步写得好。这件小事,还是在翌年春她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会议期间,由邓颖超大姐亲口告诉杨春霞的。周总理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一个普通京剧演员的成长,怎不使杨春霞格外感激呢。一年后惊闻总理逝世的噩耗,杨春霞悲痛中在《杜鹃山》剧组自发组织并主持了特别追悼会,声泪俱下地怀念总理的丰功伟绩。如此再平常不过的举动,却触犯了上头的禁令。身为北京京剧团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春霞被文化部的风云人物于会泳找了去,恶狠狠地训斥道:“听说你在剧团带头开追悼会是不是?杨春霞,你想干什么?!”她镇静地回答说:“我不想干什么,只想表达我们文艺工作者对人民敬爱的好总理一份朴素感情。仅此而已!”

事后杨春霞闻知,于会泳之所以大光其火恼羞成怒,他是怕不好向江青交待,认为自己无能,控制不了局面。

只和王洪文握过一次手,从未说过一句话

金秋十月,打倒“四人帮”,神州上下一片欢腾,全国人民都在庆祝大快人心事。不久,1976年11月,杨春霞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学习班”,组织上要隔离审查她。社会上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也就在这个时候甚嚣尘上,一下子兴起来了,到处都在流传。

有人戴有色眼镜审视杨春霞,大有不挖出她与“四人帮”之间如何勾结的材料,绝不收兵的架势。杨春霞成了政治运动不分青红皂白的牺牲品。后来在所谓的反省中,她也想开了——谁叫她自己当初那么红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她应该早就明白了呀。那些不知究里的局外人,对她作出种种假设和推测,好象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如果说,人们铺天盖地谩骂些难以入耳的脏话,甚至将唾沫当面吐到她脸上,杨春霞尚能承受的话,那么眼看着无辜牵连到正上小学的宝贝儿子及耿直的丈夫,则使杨春霞忍无可忍欲罢不能了。

“那三年,精神被折磨得差点到了崩溃边缘。”她对此记忆犹新,难以释怀。

丈夫带儿子在街边小吃摊上买早点,就有认识他的人阴阳怪气地哼唱道:“这个女人不寻常……”丈夫心中有数听得出来,这分明是指桑骂槐,拐着弯恶意诅咒自己的爱妻;年幼的小儿子日子也不好过,在学校里经常被不懂事的同学欺辱道:“你神气什么?你妈杨春霞她和王洪文……”

孩子纯净的心灵蒙上一层驱之不散的阴影,当母亲的杨春霞惟一能做到的是,只有把他紧紧搂抱在怀里,用流不尽的泪水来化解委屈、舒缓心中郁闷,期冀能早日洗刷不白之冤。

“我从未单独见过王洪文,与他说过一句话,更没被他召见过。他妈的,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谈起这档事,杨春霞在平静中仍然对当年别有用心人的无端伤害,表示切齿痛恨。由唱“国粹”的文雅口中崩出“国骂”,我十分理解她此时此刻之忿懑,那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情绪渲泄。

我们的交谈相当融洽,并不因初次相见而显得些许生分,所以,我也就毫无顾忌地求证道:“当时都传疯了,说您爱人是扮演叛徒温其久的演员,这是真的吗?”

“不是不是”,杨春霞一口否决,“我丈夫林鑫涛是剧团里的琴师。”

喝了几口茶水,润了润嗓子,她继续聊起被我打断的话题。

“其实,每一次接见,都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场面。记得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我们演职人员谢了幕,在台上站成数排,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当时中央领导从右侧走上台来,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他们只与前排的主要演员从右到左 一个个握手致意。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在这种场合并不多言语。轮到我,也习以为常礼节性地握个手、过下场,最后顶多合个影照个相什么的就算完事大吉。就这么点事儿,传到社会上怎么竟成了我与他……”

话说到这儿,杨春霞戛然而止,无奈地摇摇头,苦涩中凄然一笑:“人言可畏呵”。

无限期的审查甄别终于熬到尽头,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也落实到了她头上,不但还了她清白,还被调至中国京剧院一团。遗憾的却是做了一点保留——暂不准在舞台上出场。有心的观众还是从北京电视屏幕上再次看到复出后的杨春霞,她不再是《杜鹃山》中的党代表柯湘,而是《凤还巢》中的程雪娥。“这出《凤还巢》戏是1976年初摄制的,专门为病中的毛主席观赏而录的相。那时的说法叫‘内片’,可是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情,搞得神秘兮兮。也还好,不知不为过嘛。否则,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非常时期,误念一句台词也可能就犯下政治大错,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直到79年底,我才在北京人民剧场正式出山亮相,演的是《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一角。掌声和着叫好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不断地响起,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闭幕后,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留念。说句实在话,我心里忐忑不安,有些神经质地害怕了,真的。”

我由衷地发出会心的微笑,杨春霞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跟着而笑。她笑得是那么开怀,爽朗的笑声在不大的房间里萦绕回荡许久。仿佛在这种无拘束的状态下,我才敢凝神注视近在咫尺的杨春霞女士。她穿着海篮色高领羊毛衫,那风韵犹存似不减当年丰采的形象魅力,依旧在她身上散发。多少心酸往事,都付笑谈中。在告别时,我诚挚地祝愿她能永葆焕发出的艺术青春,为全国厚爱她的亿万观众,带来更多的美的享受。

十六年弹指一挥间。这次难忘的采访也使我更加关注她的行踪。前不久,我还在央视《同一首歌》和“心连心”艺术团走访红色革命老区的慰问演出,以及商业庆典活动中,看见她熟悉的身影,听到她底色宏亮的唱腔。掐指算来,当年的“柯湘”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妪了。时光如白驹过隙,无情的岁月真是冷酷不敌,难以抗拒呵。

丁亥年春,追记于明光白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