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内战 孙立人消极内战真相

在四平街会战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先生非常关注这一战役的成败,5月17日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到沈阳视察。白氏在当晚与杜聿明将军详细分析、研究了北满军事情势后,又于次日在杜将军陪同下亲临我设在开原的前进指挥所视察。大家本是熟人,见面之后也无须什么客套,便在我的住房内就当前的战况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秘密磋商。

白、杜二位将军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问题的。但白将军对于我们下一步攻占长春、永吉的作战计划却有些忧心忡忡。他说蒋先生也很担心在长春附近再次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倘在那里如同四平街一样形成旷日持久、师劳兵疲的僵持局面,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长春北进,这样一则可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非难,二则可以获得整训部队的时间,假如与中共和谈失败再发动进攻不迟。杜将军则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

他一再向白将军说明,我军攻击四平街的目的,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况且命令已经下达了,中途变更部署是很困难的,反而容易使部队混乱,有为共军乘机反攻,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果我们能一直打到永吉,可以隔松花江与共军对峙,形势较为有利,还可以接收小丰满水电站,供给长春、沈阳用电,否则东北用电都成问题。

白氏一边专注地听着杜将军讲话,一边频频颔首,但看上去还是不大放心。听毕杜的讲话,他又转过身,笑着问我:"郑副长官的意见如何?"我也表示了应当乘胜攻下长春、永吉的意见,并补充说,共军整补、扩充的能力非常强,若此时不乘胜追击前进,不仅将前功尽弃,而且后患无穷。

听了杜和我的一番话,白将军似也有所心动,只"哦"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了。其实我心里明白,白氏也是有意乘胜占领长春、永吉的,只是感到没有把握,不敢妄动。这时,我们闻报右翼兵团已迂回到赫尔苏附近,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正在继续向公主岭前进中。

这个消息使白将军非常高兴,他也预感到解放军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将军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据说在火车上二人继续研究进攻长春、永吉问题。白将军一再询问杜有无把握,杜氏则表示有绝对把握占领长春、永吉。

最后白氏总算放下心来,对杜说:"如果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就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同委员长讲,收复长春、永吉后再与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

白、杜二将军当日即同返沈阳。次日,白氏便飞回南京。

白崇禧将军离开沈阳不久,杜将军曾接到蒋先生的电令,嘱其攻占四平街后,暂不进入长春。杜研究来电日期,是在白将军飞返南京以前发出的,便未依令行事,而是按原定作战计划,与我一起指挥各部沿中长路两侧齐头并进,向长春、永吉进攻。后来的情况果如我们的所料,解放军并无与我军再次决战的企图,只是派出一些小部队节节阻击,步步后撤。

在追击战中,我方右翼兵团于5月21日占领公主岭,22日占领长春,24日占领东丰、海龙,28日占领永吉,31日占领小丰满、桦甸等地;左翼兵团于5月下旬占领了辽源、双山,5月30日进至松花江南岸;唯中央兵团之新1军因军长孙立人将军托词伤亡过大,亟须休整,未按作战命令沿中长路以西(不含中长路)经怀德、长春、德惠、农安方面向松花江北岸要点追击,部队前进至公主岭以西地区即逡巡不前。

孙立人将军是一位治军严整、才华横溢的优秀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以卓越战功闻名中外。新1军开入东北不久,他应英皇之邀,前往伦敦授勋,以后又去美国游历了一番。蒋先生对此事曾大为不快,但考虑到同美国人的关系,一时对他也无可奈何。

在四平街会战后期,孙氏方回到部队,很想借攻占东北名城长春使新1军扬威东北,却未想到杜将军把攻击长春的任务划归了新6军,因而心中十分不满。孙将军一向认为新6军廖耀湘部,是杜聿明将军的基本部队,怀疑杜有偏心。这次事情未能如愿,便不大高兴,不愿积极执行杜将军的命令。

当时我正在泉头指挥所指挥作战。听到新1军仅派50师向公主岭、长春方向推进,主力尚未出发的报告,十分焦急,即与新1军联系,要该军主力迅速出击。但孙将军在电话中吞吞吐吐地强调部队耗损太大,需要整补,就是不愿服从追击作战的命令。

我与孙氏于抗战期间在印缅战场虽曾一起共事几年,彼此相处甚好,但亦知此时他与杜将军矛盾较深,一时很难说服他。正踌躇间,杜聿明将军忽然于20日清晨乘专车来到泉头指挥所,我便委婉地将此事告诉了他。

杜闻言大怒,连连问我孙军长为什么不肯服从命令。我担心杜将军性情急躁,倘与孙将军一下子闹翻,后果更难收拾,所以有意不提孙氏对杜的不满,只是建议一起找孙将军谈谈再说。杜将军略想了想,也只好同意了。

三人小组在东北活动期间,我同中共方面的代表也曾有些接触。那时双方虽然处于敌对状态,经常在会上为各自一方的利益互相大动肝火,甚至有时几乎搞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在私下接触时,却还都是心平气和、彬彬有礼的。共产党人表现出的那种坚定沉着、通情达理、胸襟开阔的气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记得在1947年初的某一天,国民党长春市政府(那时长春已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之下)举办舞会招待停驻该市的三人小组。

彼时我恰巧亦在长春,故也应邀参加了。几曲舞毕,我走到舞池边坐下休息。少顷,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李敏然也走了过来,我们便随意攀谈起来。也许都是湖南同乡的缘故,两人聊得很投机。在谈到各自以往的经历时,李氏笑着告诉我,他年少时,因不满社会黑暗,曾投到湖南督军赵恒惕的营盘中当兵。一次偶然与赵下棋,将赵"杀"得大败亏输。

赵因见他不仅棋艺超群,而且才华过人、志向不凡,故对其格外器重,以后还资助他去北京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不久即赴法留学,开始了革命生涯。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我在惊奇之余,忽然想到在黄埔军校时的好朋友贺声洋,是因追随李立三而犯严重错误的。不禁冒昧地向他询问起有关"立三路线"的问题。

话一出口,我又后悔了,心想自己好糊涂,我同他非但没有朋友交情,而且还是敌对的人,此时提这些事不是令对方难堪吗?岂知李氏并未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反倒非常歉然地摇摇头说:"咳,以前真是乱搞哟!"接着又很认真地讲了一些自我批评的话。

同李立三同志的这一番谈话,使我极受感动。尽管那时我心中对共产党还怀有很深的成见,但对共产党人这种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对任何人都不避讳自己的错误和过失的宏大气度,却不能不怀有深深的钦敬之意。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