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子:父亲不满意审判结果
国际先驱导报8月14日报道 "1946年3月20日,星期三。今天的天气特别好,在华懋公寓十层楼的房间里起身推窗一望,只看见一片蔚蓝天色,衬着一个红亮亮的太阳。"梅汝璈在日记里记下这"最近三星期以来未曾有的景象",就在当天傍晚,他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的身份从上海飞抵日本东京,自此开启了一段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的历程。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参加了这场著名的审判,梅汝璈人生轨迹的最大可能,应是和从前一样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但命运把他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席上,审判那些曾经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日本战犯,并见证着他们被定罪和惩罚的历史。
去时满头黑发,归来已花白
梅汝璈生于江西南昌郊区农家,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9年,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民法概论、刑法概论、英美法、国际法、政治学等课程。从1934年起,他成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参与若干立法工作。
"一方面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根深蒂固,一方面又接受西方的教育,在那个时代父亲算是一个新旧交织的人物。"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父亲本为一介书生,一旦面临国家利益和尊严时,中国士大夫的那种东西就显现了出来。
比如每每想起"前方战事吃紧而后方官员紧吃",他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一般阴郁、灰暗。后来到东京参与审判,他的体会更深:"处身外国的人,对自己国家不争气最感痛苦。"
除了怒国家和民族之不争,他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还时时处处对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状况进行观察与思考。"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他奇怪于日本战后男女的精神面貌,"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的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的日本人生活如何困苦似乎有点不尽相符。
"基于这种较为细致的、超越专业局限的观察与分析,他能够体会到日本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进而对美国推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批评。"梅小璈分析道。
所以当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与他交谈时说道"中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究是要和日本相处的"时,梅汝璈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
就这样一位典型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许多人未曾料到的。
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劝说梅汝璈接受任命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本来就是一座舞台,历史也不过是一串戏剧。既是戏剧,你就不妨在这一出里担任主角。"
然而,这并不是一出好演的"戏"。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有威严,梅汝璈特意蓄起上唇胡须,增添了几分老成。"父亲去东京时满头黑发,在远东军事法庭审理战犯期间回国述职时,头发已花白。"梅小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此可见审理颇费周折。
备受身份与情感的煎熬
整个审判的法官团队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法官组成,由于法官迟迟未到齐,法庭开庭日期一拖再拖。梅汝璈平日里除了研读审判相关的材料,每天还保持着记日记和打太极拳的习惯。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他还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献剑典礼"。
就在抵达东京后的第九日,梅汝璈遇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顾毓琇博士。当顾博士一行将一柄从日本西京买回的长约三尺余的宝剑赠给他时,他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闻此,顾毓琇大声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
在当天的日记中,梅汝璈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梅小璈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是中立的,尽管父亲对战犯"恨之入骨"。
"他的记忆里,侵华日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要数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梅小璈说。
那次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8日(即占领的第六天)夜间。当时,侵华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侵华日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
后来的生还者伍长德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在梅汝璈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想见,父亲在法庭上应该是心潮起伏,备受身份与情感的煎熬。作为法官,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倾向。"
除了法庭上的中立,熟悉英美法系中法官和检察官严格分工的梅汝璈还在生活中与检察官向哲浚避嫌,眼看着对方为收集证据、草拟起诉书昼夜奔忙却不能施予援手。为避免不断向别人解释法官和检察官之间的工作关系,向哲浚后来不得不搬离同住的饭店。
"父亲觉得审判结果差强人意"
尽管审判困难重重,为使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尊严,梅汝璈一直据理力争。
开庭预演时的"座次折冲"自不必说,而后量刑时的激烈争辩也让人印象深刻。"在最后表决前的一个星期里,他几乎睡不着觉。"梅小璈说,当时一些法官因为来自没有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父亲根据两年来在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证据,坚持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判决死刑,后来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将东条英机等7名罪行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经过梅汝璈的交涉,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最终由中国人书写。后来,他将庭审结束后堆积如山的证据记录在判决书里,"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审判结束后,梅汝璈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写道:"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和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尽管成功地审判了日本,但父亲觉得最后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梅小璈说。
当时在押战犯原有100多人,第一批只解决了25个人的问题(16个无期,7个死刑,2个有期徒刑),起诉的是28个,有两个在审判过程中就去世了,还有一个被认定为患有精神病而不再追究。法庭既没有官方发文件宣布审判结束,也没有再开庭。除此之外,审判程序中没有规定辩论时限,被告的辩护律师似乎可以一直说下去,甚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进行拖延。
因为这段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梅汝璈的名字在后来几乎成了中日关系的晴雨表——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便被人翻出来说;中日关系缓和时,他便成为不合时宜之人被淡化。但在梅小璈看来,没有什么评价比父亲的自我评价更中肯的了。
上世纪60年代初,梅汝璈在《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中呼吁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同时,如是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