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国为什么被抓 朱明国老婆是谁(3)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史时,朱曾经动情地说道:“我从一个广东贫困的农家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我深感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组织和人民的培养之恩,地厚天高。”今年,在党校学习的他,也曾把焦裕禄引为榜样,称“自己这个年纪的干部从小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焦裕禄是我们从政的老师、标杆,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这样一个“苦孩子”,也在2007年十七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说:“要预防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楼下、毁在红包中、垮在买卖关、死在路桥边、烂在色情里。”

一语成谶。

按照一些媒体的套路,你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朱明国反贪语录”。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意义,但是格调不高。所谓“打脸”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言语的靶心已经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和机会。虽说“痛打落水狗”,但是也不能沦为简单的情绪发泄。

毋庸讳言,朱明国在各种任上的一些说法,还是很精彩的,有许多颇有见解。

比如,在纪委任上,他就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模式;而在一次会议上,他也批评走马灯一样更换县委书记的做法,认为县委书记干一两年就走,“说白了就是欺负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开玩笑。”当过县委书记的他表示,“没有五到七年,很难把一个县治理好”。

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一个有过贪腐经历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且不说收了钱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推测,一些吃喝根本不愁的官员,白天是勤政能干的官员,晚上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种角色的自如转换是如何完成的?如果说利益输送是为了家庭尚可“理解”,那么如果是“大家都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这是规矩和规则”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反思政治生态的问题?尤其是,作为纪委书记的他,亲手把很多官员拉下马、送进号子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2011年,朱明国在《学习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换届:进退留转话官德》。字里行间,透出他对官场众生相的深谙:“有的一心晋级升档,四处活动,拉关系、走门子;有的当退不想退,离巢还恋栈;有的感到提拔无望,精神不振,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的挑肥拣瘦,对职务安排不满,不愿去‘清水衙门’和欠发达地区,向组织讲条件,对群众发牢骚;有的纪律松弛,违纪违法;有的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等等。”

文章里,他归纳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官德”和党性的缺失,也有考核监督机制的失位。而他本人,在仕途戛然而止的今天,也得有人来总结其中的原因。

不过,巧的是,文强死的日子,恰好是朱明国升官日。而今,当老朱在机场被架走的时候,是否会想起过去的这位老部下呢?

朱明国简历

朱明国,男,黎族,1957年5月生,海南五指山人,1975年10月入党,1974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培训部三年制培训班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副总警监。

1974—1975年,广东省保亭县畅好公社毛招小学教师;

1975—1975年,广东省保亭县保城公社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

1975—1976年,广东省保亭县畅好公社保国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

1976—1978年,广东省保亭县畅好公社党委常委兼保国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

1978—1980年,广东省保亭县畅好公社党委常委兼团委书记;

1980—1980年,广东省保亭县畅好公社党委副书记;

1980—1982年,广东省保亭县畅好公社党委书记;

1982—1984年,中山大学法律系干部专修科学习;

1984—1984年,广东省保亭县委常委;

1984—1985年,广东省海南自治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州直机关党委书记;

1985—1988年,中央党校培训部三年制培训班学习;

1988—1993年,海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93—1994年,海南省文昌县委书记(副厅局级);

1994—1995年,海南省文昌县委书记、县长(1995.02明确为正厅局级);

1995—1998年,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市长(其间:1995.09—1996.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8—2001年,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

2001—2002年,重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

2002—2006年,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2006—2010年,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0—2011年,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2011—2012年,省委副书记,省社工委主任;

2012—2013年,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社工委主任;

2013年1月,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社工委主任。

2013年11月,不再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