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与路易十六之死

中法两国高层的交往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君主——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与康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鼎盛、使之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是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则称雄亚洲。

17世纪80年代,法国科学院为了绘制航海图而进行地理考察,陆续向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的港口派出科考人员,那时的英国、丹麦以及非洲、美洲等地都有法国科学院的人在那里进行实地勘测。唯独对派人到中国进行考察一事,令法国科学院的人感到棘手,他们对这个国家实在是知之甚少。

鉴于自耶稣会(大主教的一个修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一个世纪前(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传教以来,耶稣会士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直接为中国政府、中国皇帝服务,同官方一直有密切的联系,路易十四决定从法国的耶稣会士中物色来中国的人选,法国科学院的地理考察,便同耶稣会传教士联系起来。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科学传教团山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柏应理、李明等神父组成,这些得到“国工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于1685年3月(康熙一十四年)从布雷斯特乘船出发,将到北京“组成一个‘中国科学院’,即巴黎科学院的分院”([法]伯德莱《清宫洋幽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89页)。

从1688年(康熙一十七年)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到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百多年,法国政府持续向中国派遣山耶稣会士组成的“科学传教团”,继洪若翰、白晋、张诚之后,巴多明、杜德美、沙如玉、汤尚贤、德玛诺、冯秉正、宋君荣、工致诚、蒋友仁、钱德明等纷沓而至。

在康熙中期以前,来华传教士中以葡萄牙籍人数居多,葡萄牙政府是环球航海的支持者,最先控制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线,而且该国又深受耶稣会的影响,葡籍传教士自然多。

然而到路易十四派遣法国科学传教团以后,这一情况开始改变,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法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以至后来居上,名列前茅。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来华的法籍神父为86人,葡萄牙籍的为79人。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使得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开始有了相互交往,也使得中国统治者对遥远的法国、对法兰西民族开始有所了解,法国也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用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凡尔赛—北京轴心。

在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后的第五年(1693),康熙派科学传教团成员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白晋给路易十四带去康熙的礼物,这些礼物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和科学著作(共49卷)。到康熙二十八年(1699)白晋从法国返回中国时,又把“法国国王以装订华丽之版画集

一册”带回,“转赠中国皇帝”。

1765年(乾隆二十年),路易十四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国派出两位特使。有趣的是,这两位特使不仅都是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人—— 一个叫高类思、一个叫杨德望,而且他们都在法国学习、工作了十几年。路易十五及其政府选派两名中国人作为特使,同康熙当年选派白晋为特使或许有相同的考虑。路易十五特使的到来,则使得凡尔赛——北京轴心进一步巩固。

乾隆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钱德明在给友人的信中,对中国“重视法国,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感到欣慰,他曾这样描绘乾隆皇帝的库房“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

而珐琅彩瓷器在乾隆时期的大量烧造,也从一个侧而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珐琅彩在中国也称为“洋彩”,法国人称之为“玫瑰色族”,主要用于玻璃器皿.的装饰。这一装饰色彩虽然是由荷兰医生安德烈·卡修斯(Andras Cassius)在1680年试制成功,但却由法国人传到中国,因而中国人称之为珐琅,就是franc(中文的意思是“法国的”)的对音。

由景德镇官窑烧出来的素胎瓷器运到北京的内务府造办处后,再由供奉内廷的神父指导绘制珐琅彩,以珐琅彩来装饰瓷器,珐琅彩瓷在乾隆时期风靡一时。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亦可视为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外交使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就是法国神父钱德明。与此同时,法国王室也开始做相应的准备,以便使得中法之间的高层交往得以继续。然而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则使得乾隆派使团去法国的计划付诸东流,留下的不仅是遗憾,还有心灵深处的起伏跌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