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经典语录(三)
贝聿铭的一生的七十多件作品。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香港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七十多件建筑身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
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贝聿铭:就是这样,好像有人生了十几个女儿,哪个最好,我没办法回答,每一个都有她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她的挑战。
贝聿铭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而最主要的并不是贝聿铭的建筑和他本身捉摸不定的个性,而是这位现代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游移不定,赋予他的历险一种英雄特质,贝聿铭试图设法修复他这一代因为未曾经历苦难,过度优雅,而对世人造成的一种似乎永远难以弥补的时间差距。巴黎卢浮宫拿破仑广场升起了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壮丽的景观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巴黎的新地标。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银大厦。中银大厦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 人的雄心”。
香港/同期声/贝聿铭:我还是个孩子时在香港呆过,和今天太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最怀念的是当时咖啡豆的香气。六、七十年前,我特别喜欢从山上走下来去学校,闻那股咖啡香.小的时候,经常去中国银行去玩,我还记得老的中国银行,我小的时候常去,还有一个印度人拿着大枪站在门前,现在都改了,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遗憾的是,贝聿铭设计中银大厦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连儿子设计的模型照片也没有见到。
贝聿铭:有一次,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念建筑,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香港要造一个新的大厦,那是早的中国银行,我说你什么意见?我也很想研究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银大厦在汇丰银行旁边,现在还存在,老的中国银行还存在。
他说造银行,最重要的是要给人民要看得出这个银行是很坚固的,很有力量的,所以用玻璃,他说少用玻璃,那是60年前的看法,后来汇丰银行造都是玻璃,我们现在也是很多玻璃,以前看法说银行要坚固,好像一个能够不是轻易可以进去的,这个是很重要,他就是发表这个意见,以后就没有了,没有说过了。
中银大厦已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按照中国传统,在父亲的赐福和荣耀的促动下,65岁的贝聿铭接受了这个设计。他成功的做出了工程设计的大胆尝试,建筑的最高脊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分到四个角上,脊柱每到一个交汇处就将重量分散到四周的分柱上,通过把重力引向外部,整个结构可以不使用任何内部支撑物,从而达到节省钢材开支的目的。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调实用功能的例子,它强调了结构胜于形状,从而成为贝聿铭充满激情的几何学概念。
当时65岁的贝聿铭说在西方各大城市戴着高帽的后现代主义大楼林立之时,中银大厦就成了东西方有所回应的建筑,也成为象征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它必须是光明的,一定要矮化香港其它殖 民地色彩的象征。
可是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拿出了一亿三千万美圆,也就是十亿八千万人民币用来修建中银大厦。而旁边的汇丰银行当年建的时候花了十亿美圆,也就是八十三亿人民币,贝聿铭说,我们不能跟别人比谁的钱多钱少,只能想办法,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贝聿铭:省了很多钱,我们因为用三角形的关系,在钢筋方面差不多省了一半,所以有道理的,在工程方面很有道理。
建造摩天大楼不是贝聿铭的兴趣所在,许多人已经建造了许多现代化的建筑。
贝聿铭:早年的芝加哥,其实并未在建筑高楼上取得多大的进步,有一些高建筑,但没有一座具备充分的理由,说修建这样的高度是处于某种原因。因此真正说服我接受这项使命的因素是我能否找到修建这个建筑的理由。而唯一的途径是透过它的结构,不是功能,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必须站在那儿,抵御住地震,风,而香港的风比纽约的风大致少三倍。
所有的这些都是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许会给这个建筑带来特色。这个建筑的最好的构造方案是把它所有的负重放在四角上,只有这样这个建筑才会非常稳固。
我们将一个正方形分割成四个45度角的cord ants,每一个cord ants都有一根主梁来承受上面的重力。这种分割会产生许多锋利的切面,我非常喜欢这些锋利切面。因为它们使一个高耸的建筑看起来不再死板,等你开车经过时,它是在不断变化的。
大楼竣工后,在香港很多人说中银是一把刀,关于风水的话题就此展开。贝聿铭承认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用水,在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贝聿铭说这个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
贝聿铭:风水是很有道理的,有很多人从风水上要做生意的话,很多地方我就反对。风水是有道理的,不能全都错。这个台子应该这么弯一弯,这个门应该改一改,这个我不信。中国以前就说你造房子依山傍海是对的,朝南也是对的,所以很多地方,跟风水是有关系的。
当时风水之说在香港相当流行,这种试图抚慰未开化世界的神秘论调和迷信行为非常不搭调的跟监控全球市场的高科技金融中心并存。贝聿铭说风水是涵盖了文化的意义和智慧,但另一方面它不合理的是让西方认定中国是一块落后迷信的土地。
在香港能找到最迷信的人,贝聿铭说风水在那儿是门大生意,风水师就像律师一样,他们无所不在,你的一举一动都得请教他们,我知道我有麻烦了,但我并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贝聿铭:我这都不信,机关枪是早,它是比我们早嘛,汇丰银行比我们早5、6年,他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我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他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所以缘故是这样,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他对我们打,我们打回他。
没有这个事。因为风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光的照明的关系,风水的关系,他说这个房子那么很尖的,好像一把大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反光镜,还有比如香港总督卫奕信,他们另外一个办法,他就在我们旁边,所以他用什么办法,他种了一棵柳树,以柔克刚,最后柳树也死了,所以这个都是迷信。
我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能说得太,也是有道理的,真的要进去,我这个中文现在差,我来了美国65年了,所以一时想不起这个话。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贝聿明的父亲曾经告诉儿子学成回国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贝聿明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
贝聿铭:此后的几年十分艰难,我不能回去,我父亲走了,我们与祖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些事情使得我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所以1954年我决定加入美籍,这个选择很难做出,因为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国籍,去得到另一个,这当然很真实,但要我放弃中国的确太难了,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
事实上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应该这样走。
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的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但贝聿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
贝聿铭:那个房地产商泽肯道夫他极端的自负,以至于要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我领导一个由75个设计师和建筑师组成的小组代表泽肯道夫公司工作。
贝聿铭和这个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贝聿铭说他知道人们是首先怎么生活的,当时城内最具有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因此焦点被放在重新开发上
贝聿铭:1951年,我被生活在华盛顿的贫民窟建筑惊呆了,有的人还住在破旧的蓬屋里,石头在首都华盛顿城里乱飞,水流管道都是露天铺设的。你几乎不敢相信。这种情况立刻使我的神经兴奋起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居民住宅产生兴趣。
在美国,标准化的,物美价廉的住房是当时的标准。
贝聿铭:当时所有的建筑都装钻孔窗户,还有街区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但每一个街区都很相似,所以当你走进petecobe村时你会迷路,你不知道哪个是你要去的楼。因此,当时的确存在许多问题。而我则想努力地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和时机下作些改变。
贝聿铭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他说服泽肯道夫购下一个水泥厂以便随时提供水泥来取代砖块。在外部水泥墙的支撑下,贝聿铭得以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空间,改善采光。贝聿铭只建了两座这样的大楼,而在它们之间留出了一块空地作为公园。
贝聿铭:我希望在中间建一个公园,公园的意义在于树木,我还想放一个雕塑在那里,一个毕加索的雕塑比方说,作为公园的一个高点和重心。可我们没剩多少钱了,泽肯道夫说你选择吧,要40棵树还是要一个雕塑?我说要树。
在泽肯道夫的工作为贝聿铭积累了大型工程的经验,但设计只能局限于具体的城市规划的需求,12年以后,该是贝聿铭把自己的事业推向新的阶段的时候了。
贝聿铭:你不能突然间对75个下属说:“你们现在自己去找别的工作吧”他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走。那么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必须在外面寻找别的工作。当时很幸运,我接受了Walter Roberts的面试建造了一个大气环境研究中心。
坐落于克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山谷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在事业上的新起点。这成为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的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
Walter Roberts:你记不记得,第一天我们在空旷的地上走着,没有路,我们走着,然后你被一个小碎屑扎到了鞋子,我很关心你的脚。。。。
贝聿铭:我说,哎呀,这里太忙了,我非常激动和兴奋,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种工程。那之前我的工作范围一直在城市里。因此,从一开始我就非常热衷于这项工作,因为它以往的设计那样有很多局限。我见过纽约的大型建筑,但和它们相比,落基山的这项工程要宏伟得多。你一下子被放到那种环境下,然后以那里的天然做出设计,这是很难的。
Walter Roberts:当地印地安人的一些建筑与那种自然的环境就很相称,很舒适,他们也是用石头,建筑的线条很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高大的石贮塔,很大方的造型。
这个中心是美国一个尖端科学的研发中心,成为科学家们聚集探讨课题的场所。这里工作的科学家有25个之多,每一个有不同的需求。
贝聿铭: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用一个泥弹球来决定每位科学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就像我一再强调的,建筑必须是有生命的,要由使用它的人来检验它是否有生命,所以我觉得必须回来检验它的实用性。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而我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