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文化中国 “新儒学”代表杜维明:中国人应更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

新华网杭州5月17日电(记者曹典、段菁菁)脚步匆匆,却总被不同肤色的学者们认出,拉住攀谈致意。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新儒学”代表杜维明未及坐下,便递给记者一张面值1000的韩元。

“这类似10元人民币,流通最广。”杜维明指着这张纸币说:“印在上面的是他们古代的儒学大师李退溪,背后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古时候在此传授儒学。在韩国没人不知道李退溪,中国人应更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了。”

杜维明此番来杭州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会议,这是第一个在2015年后的发展框架内讨论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国际论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么突出‘文化’的会议。”杜维明说,来此的数百名代表都是该领域的专业学者、经验丰富的社区工作者、致力于文化保护的NGO成员等,而目前中国正缺少这样投身传承文化的民间力量。

儒家思想不再只是书斋中的命题

“儒家思想不再只是书斋中的命题,它所蕴含的智慧是没有国界疆域的,一定能为世界当前的发展提供智慧。”

杜维明认为,现代西方流行的人文主义更多是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用工具化的方式看待自然。过度开发、环境破坏、资源耗竭,这一系列世界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困境都与此相关。

“而儒家思想是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杜维明引用中国古代儒学家张载的“乾称父而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指出,在儒家的宇宙观下,天为父、地为母,自然并不独立于人类之外,是人类的一部分,个人与其生活的共同体具有“同感性”,“我通过你来完成我自己”。

杜维明曾在世界各地遇到很多人自称是“儒家式的基督徒”“回儒”“儒家式的犹太教徒”。“我对此很高兴”他说:“儒家可以和各种不同的文明、宗教配套。教徒同样也是世界公民,面对世界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领袖可以说‘等待来世’。而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此就体现为关爱地球。”

“我的意愿就是有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可以超越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多元性、作为人类文明对话的中介。”杜维明说,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有这个发展空间。

从哈佛到北大:为儒学寻根

杜维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010年,70岁的杜维明选择离开哈佛这所世界顶尖大学,回到中国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我的同事有些不理解我的选择。”杜维明说,他在台湾长大、又在美国读书、教学多年,回到大陆确实会面临文化、生活上的诸多差异。

“但我有强烈的意愿,一定要和大陆的思想界、学术界更深地接触,因为这是儒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杜维明说:“我很多朋友也会来大陆交流,但那还是蜻蜓点水。真正做好儒学要扎根,我不能只发出‘哈佛华裔’的声音,只有在中国才能真正代表中国的声音。”

杜维明认为,做选择时“自觉”很重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在台湾上中学时开始学儒学。那时有崇洋媚外的风气,有亲戚说,你的英文很好,怎么堕落了去学中文?还去学儒家?这不是自找没趣吗?”他笑着说:“但我念了以后明白这是我要的,在其中找到了乐趣,一做就是一辈子。”

中国尚缺儒学交流顶尖人才

几十年来,杜维明一直致力于中美两个不同文明间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对话与互动。但是,在他看来,中美两国学术界存在一个令人担忧的反差。

“很震撼我的是,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本可以去任何其他的领域,但他们选择研究中国。用功程度也是中国学生的很多倍,有的甚至用10年拿到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这是终身事业,是真正的思想挑战。”

杜维明认为,在中国经过3-5年训练出的年轻学者,与他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学术训练的时间太短,很多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外语又不行,在国际上没法交流。”

杜维明说,他1985年曾在北大开设儒家的课程。现在与那时相比,能感受到中国有更强烈的意愿要发展文化的力量。“所以我想,也许再过10年,新的一拨学术人才出来,可以和西方最顶尖的学者比肩。”

“中国一方面有强烈的自尊、自重,有时体现为民族主义,可同时又有自卑,对美国过度重视。”杜维明说:“其实美国很难跳出以国家利益为首位的思维,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包容与开放性,却可能让我们走上‘为天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