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和梁漱溟 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成因比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一场蔚为壮观的乡村教育运动。很多知识分子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怀着“宗教家”的献身精神,深入广大农村,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晏阳初和梁漱溟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本文以时代背景为基础,从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个人成长经历、思想渊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等角度,对其乡村教育思想的成因进行比较。

一、时代背景

晏阳初出生于1890年,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他们形成乡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

(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894年,在晏阳初4岁、梁漱溟1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和创痛。

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没有丝毫减弱、消除的迹象,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爱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路,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造中国社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救国方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教育实验,其最终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

(二)近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状态,教育改革运动声势浩大。

中国历史步入近代,我国的先进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败了,这就促使知识分子从文化深层结构探寻改造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途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西方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造成文化多元并存之局,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通过教育继承、传播和创新的。许多知识分子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如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晏阳初和梁漱溟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试图通过乡村教育挽救中国。

(三)农村社会衰败。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日趋衰败,体现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村文化沙漠化和农村社会秩序动荡。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村社会的衰败自然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历程,城市的商业经济也受其困扰。晏阳初和梁漱溟希望用改良主义的方法,通过乡村教育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农民生活、恢复或改善农村的伦理风尚,稳定农村社会,进而复兴中华民族。

二、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比较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个人成长经历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成长环境不同,晏出生并在相对偏僻的内地――四川巴中县长大,而梁则成长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晏小时候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读四书五经,而梁没有读四书五经;晏接受教会教育并出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而梁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依靠自学成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长经历依然有许多类似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晏阳初于189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一个书香人家。他在四五岁时开始到塾馆上学,读的是传统的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诗、书诸经。幼年时的教育,使晏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并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哲学基础,把民本思想付诸乡村教育实践。

梁漱溟也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梁济四十入仕,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对自己要求严格,力求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完人。梁济的道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梁漱溟,使他做事很认真,从小就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梁漱溟一生都喜欢行动而不甘于空谈,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执著地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晏阳初接受教会教育并留学美国,深受基督教博爱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

晏阳初在1903年离家远赴保宁府入中国内地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接受教会教育。华英学堂的校长姚明哲牧师对学生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使晏看到了基督的榜样。1904年,晏自发领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耶稣基督的博爱哲学、济世扶贫、施爱于民的人道主义,启迪了晏热爱劳苦大众和为民服务的思想。

晏阳初曾先后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他还体验到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开展乡村教育时不仅注重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而且注重对农民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

2.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丹麦教育的影响。

与同时代很多中国人不同,梁漱溟于六岁开始读书,学的是《三字经》、《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五经。七岁,遵从父亲命令在中西小学堂上学,既念中文、又念英文。十四岁,他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学习英文、数学、外国地理等课程。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使梁漱溟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梁漱溟更注意依靠报纸杂志自学。他经常阅读“新民丛报”、《北京日报》、《申报》、《时报》等,从中了解不少西洋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杜威、罗素来华访问和讲演时期,梁漱溟在北大任教,又了解了更多的西方理论,如叔本华超人哲学、尼采唯意志论、丹麦的合作主义等。

虽然梁漱溟的思想来源较复杂,但他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梁漱溟吸收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直觉主义、绵延等观点,在此基础上,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创造生机主义宇宙和直觉主义认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并使之成为乡村教育思想的来源之一。

丹麦教育也给予梁漱溟很大的启发。梁漱溟认为丹麦的崛起在于丹麦教育是一种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通过传播民族文化以觉醒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他主张中国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生行谊问题,以谋文化改造、民族复兴。

(三)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注重参与社会生活,开展教育实践。

1902年,晏阳初翻山涉水400里,到内地会在保宁府开办的新学堂读书。在路上,他亲眼目睹盐贩背着一两百斤盐巴翻山越岭的艰苦,体会到劳力者的痛苦和坚忍。1918年,晏赴法为在法国做“苦力”的二十万华工服务,为华工写信,开办中国识字班。他发现了“苦力”的潜伏力,发明了开人矿、脑矿,懂得要发扬“苦力”的潜伏力,形成以“三发”原则为基础的苦力论,成为日后他从事乡村教育的理论基础。

1920年,晏阳初怀着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回国,首先花一年多的时间游历19个省,调查平民教育的现状,先后赴长沙、烟台、杭州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23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总干事。他逐渐认识到只在城市进行平民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平教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

梁漱溟从中学毕业后,很想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他先是参加革命工作,后又作新闻记者,与社会接触频繁,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他由此确定出世思想,转入于佛家。但真实的社会生活体验使他“弃佛归儒”,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

他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

他认为继西方文化兴盛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改造中国社会自然应该从农村入手,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奠定他日后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哲学观形成以后,梁漱溟即开始对如何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思考和实践。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此后,因时局变化,梁南下广州,西入山西,走河北,赴宁汉,考察乡村工作,写就《乡治十讲》,主张从乡治入手改造社会。1931年在邹平创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指导邹平、菏泽、济宁等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取得显著成效。

三、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比较

由于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不尽相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直接导致他们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相同之处。

1.主张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

晏阳初认为中国受异族的压迫,人民受军阀的摧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平均智识的低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教育是最有效力的方法。梁漱溟也认为教育的功用在于“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即“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前”[2]。教育不仅能传播文化,还可以改造社会,随时修缮改正社会的毛病,使社会不至于扰攘纷乱。

2.批评当时的新式教育。

晏阳初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举办的新式教育,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不合中国国情。他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教育。梁漱溟把新教育的问题概括为:一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没有实现教育人的任务;二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具体表现为教育贵族化、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法律制裁化、学校教育与家庭情谊缺乏沟通等。

3.强调中国的基础在农村,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开展乡村教育。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强调农民是中国“人”的基础,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创造中国式的新教育必须从乡村教育入手。梁漱溟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发展乡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中国社会才能有进步,才能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

4.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农民结合。

晏阳初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靠农民自身,又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才行。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在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偏僻的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梁漱溟也主张知识分子深入乡村,认为这不仅可以解决都市知识分子过剩、人浮于事的问题,而且可以发挥为乡村“扩增耳目”、“添喉舌”甚至“添脑筋”的作用[3]。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之处。

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的四大问题是愚、穷、弱、私,为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他提出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大方式”,是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晏认为应采用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增强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完成乡村建设,进而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是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社会构造崩溃。解决中国问题之路在于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四、结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要造就一批教育家,提倡教育家办学。”晏阳初和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们的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代农村教育仍有借鉴价值,如重视农村成人教育,把教育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等等。

分析比较晏阳初和梁漱溟形成乡村教育思想的原因,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有益启发,激励有志于从事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