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是不懂经济学的 薛兆丰: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常被误为不讲道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M是我在美国认识三年的香港朋友。他在诺奖得主斯密(V. Smith)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将来会是个拍卖领域的专家。因为都是广东人,又在同一个地址上班,我们常见面,谈吃、谈喝、谈科研。不过,我一直没有向他提及,我在中国大陆写了八年的经济专栏。
很偶然,他在我的杂物堆中,发现了我在国内出版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便拿回家去。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说我写得好,须尽快到饭馆畅谈。席间,他问:“相识三年,为什么从不提你的专栏。”我答:“美国生活太闷,怕你不同意我,吵起来,没人陪我吃广东菜。”
经济学著作给我的第一次震撼,是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那是16年前的事情。丁小波把《财经周刊》的一角地盘交给我,让我每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是8年前的事情。从8年前起、乃至从16年前起,我就深知自己的世界观,与身边太多人是如何的截然不同。
只要传媒肯付钱,我乐于直陈己见,然后看着远处的读者吵呀吵;但身边的亲戚朋友,时间宝贵,怕伤和气,为免事端,我宁愿闭口不谈或左右言他。这就是我要向读者郑重介绍的“经济学免责声明”:经济学往往会令你与友侪产生不可逆的观念隔阂,你事前要有思想准备,事后要有敷衍对策,由此产生的代价,经济学概不负责。
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虽然他所具备的“人情”,与那些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其实分不出高下。
阿尔钦(A. A. Alchian)在教科书中写道:“购买由童工制造的纺织品,是否不道德?假如你不购买,会让非洲的童工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要是你能救人于水火,当然最好;不然,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则可以避免他们沦落到更不堪的境地。”
我的老师、经济学家兼辛迪加作家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也是阐释质朴无华的经济原理的高手。课堂上,他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可以反过来向左上延伸,穿过纵坐标。其含义是:只要价格足够高,人们就不仅会停止购买,而且会开始供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出价够高,同学们都会一个个卖光衣服,赤条条走出教室。
还有一次,威廉斯教授抱怨威廉斯太太在家里太唠叨:每次教授回家晚了,太太就说她是多么的担心。读者朋友,面对太太的唠叨,你知道职业经济学家的职业回答吗?威廉斯说:“你这么担心我,是因为我给自己买的保险不够高。”哄堂大笑之余,我相信每个学生都会永不忘记,他们领教过一次冷酷经济学中的深蓝。
最近吴向宏先生批评我:“薛兆丰有些时候不免马失前蹄,挂一漏万,如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贬斥”*。我回应:十年前,有人说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布坎南(J. M. Buchanan)投书报社反驳,指经济学者若离经叛道,就只会堕落为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随营娼妓”**。我是布坎南的学生,且老师中没有一个赞成最低工资法。若因此说我“缺乏终极关怀”,我却之不恭。
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规律的学科。是的,很多政策建议,其用意是善良的,但经济学的作用,恰恰是指出这些善良建议所带来的恶果。当经济学者(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往往被冠上“不讲道德”罪名。已经16年,我早就习以为常,但真的想学点扎实经济学(sound economics)的新朋友,可不能忘记这“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注释:
* 吴向宏,“薛兆丰的基尼系数无用论简直是信口开河” ,2006年07月21日《南方都市报》,见于新浪网。
** J. M. 布坎南,A20版读者来信,《华尔街日报》,1996年4月25日:“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
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