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一生 追忆关露:一个有洁癖的老太太

丁言昭,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关露啊关露》一书的编选者,曾在上海市木偶剧团担任了20余年的编剧,提前退休后,开始编撰文人传记。

“上个月我刚刚完成了《关露传》,正在等待我父亲审阅。”丁言昭的父亲丁景唐,今年88岁高龄,曾与关露有过数面之缘。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让丁言昭成为了国内关露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关露印象

“1980年和1981年,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我有幸和父母一起去关露在香山的家和文化部的宿舍拜访过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关露。”尽管已经事隔多年,丁言昭对这两次见面仍记忆深刻。“关露在香山的家,是紧靠公路边的一个幽静的小院落。两间小屋相连,很简陋,外间支一大炕,摆书桌的地方都没有,用水要到远地去挑,厕所还在大马路对面。”

“我们敲门,一个小阿姨模样的姑娘开了门,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太太进入眼帘,她正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一缕阳光映照在她身上,脸有些发亮、红润。她的脸庞瘦削,皮肤白皙,一双细眉下的丹凤眼衬出秀气、灵气。脸上虽然布满细密的皱纹,但仍然掩盖不住她的气质。鼻梁正直,只是两边鼻翼微微有些发红,大概是整容的痕迹。她的衣服虽旧,但是干净整洁。”

丁言昭早就听说关露有洁癖。“屋里整齐地摆着一长溜儿的盆,有的是洗脸的,有的是洗手的,分得非常仔细。”

“关露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温软悦耳,慢声细语,没有恼怒,没有愤恨,只略带歉疚,夹杂着遗憾。她对我们说:‘这些年蹲监狱,我又想起好多往事,不写出来,就没有人知道了。’给别人增添了许多麻烦……我晚上睡不着,我的朋友都当奶奶了,每天还得来陪我……’”

原来,关露一个人住香山,生活孤寂,经常邀请朋友到香山同住同写作。然而,就在1980年5月,关露突患脑血栓,经过医院抢救,头脑逐渐清醒,可以讲话,还可以由人搀扶着行走,但是她已经不适宜再住香山了,那里距医院太远。关露多次请求能在城里给她分一间房,方便她治病,一直没有能如愿,最后只借给她一间房。

“这房在文化部的大院里,原来是美国人办的华文学校的女生宿舍。关露住的一间在一层,最多十平米,朝东朝北都有窗户,冬天的寒风直往里灌。西墙紧挨公共厕所,长期受潮,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暖气片不暖,另装一只煤炉。屋里放了三张单人床(保姆和陪护她的远亲各一张),连个小桌子都摆不下。”丁言昭说到这里,声音有些低沉,“这第二次见面的原因是,我正记录整理一篇《左联琐忆及其他》的文章,需要关露定稿。”

丁言昭回到上海之后,用关露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寄给关露后,她收到了关露的亲笔来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信的大概意思是,文章已经见报了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有机会还是要更正过来,应该用‘丁言昭’的名字。”

没有养女

丁言昭能够见到关露,完全是因她的父亲丁景唐。

“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曾经和关露有过一段接触。”丁言昭说,“在日军全部占领上海后,部分党员同志撤退到解放区,留下的党员坚持地下工作,那时我父亲化名为丁英,负责联系几位从事学生刊物工作的同志。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的刊物投稿,打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他们决定向1942年5月上海出现的综合性杂志《女声》投稿。”

而关露正是《女声》的编辑。

“她慧眼识金,采用了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大量的稿件。我父亲统计过,他前后在1942年12月到1945年7月《女声》上发表了诗、散文、杂文和民间文学等作品56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来往,让关露和丁景唐有了更深一步的交往。

丁景唐一直对自己的女儿说,关露是个传奇。在见了关露后,丁言昭也下定决心要为关露写传记。“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写过一本《谍海才女》。当时我还自己删去了两个章节,一是谈《女声》杂志的主编佐藤俊子;一个是谈关露如何打入上海日汪特务总部76号,做李士群的工作的。当时这些内容都未公开。”值得一提的是,《谍海才女》原名叫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因为征订数不足,责编出于好意,改用了后来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