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青两岸笔会 海峡两岸笔会三亚落幕 苏士澍 尼玛泽仁 赵长青等两岸艺术家出席
文代会、作代会代表王蒙、麦家、苏士澍、叶小钢、冯双白、徐里、陈彦、梁鸿畅谈体会、抒怀建言说道: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上午 2:10
群贤毕至商文事,踵事增华进层楼,热烈祝贺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召开!本版约请8位作家艺术家代表抒怀建言、畅谈体会,以飨广大读者。
我以我写荐轩辕
写出时代,写出心灵,建立一个个文学的路标石,必须准备好付出一个又一个代价 ——王蒙 (作家)
少年时代,革命与文学是我的至爱,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我知道了革命与共产党,知道了鲁郭茅巴老曹,知道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们比生活本身更加宏伟与高尚。它们怀着悲情一往无前。我12岁时爱背诵的诗句是:“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早早地参加了斗争,一心想把缔造新中国的激情和理想,把快乐和自勉乃至自责,把胜利与建设的无限风光守护下来,于是有了19岁动笔的《青春万岁》。我继续叩问生活,思索人生。原来写作不易,你要克服许多你自己的偏见和自恋、狭隘和怯懦、空洞和虚荣,还有永远不会没有的不理解。
如果说革命成功以后还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那么好好地写出文学,写出时代,写出心灵,建立一个个文学的路标石,必须准备好付出一个又一个的代价。你需要成长,需要经风雨、见世面,沿着文学的曲径险径,摸爬滚打攀登再攀登。
生活不可能永远处于悲歌狂飙、红旗招展、呐喊震天的高潮之中,在相对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下,市场把文学艺术拉向娱乐消费,这倒也是很正经的产业,但我们毕竟没有忘记忧患,忘记深刻、忘记创造与沉雄的权利。难道我们走到今天就只剩下了娱乐至死、空心搞笑、低级趣味了吗?难道我们失去了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清新俊逸、深挚热烈的初心啦?难道理想的火焰不能继续燃烧?纯朴的爱憎不能继续强烈?小说与诗歌,戏剧与文章不能再闪耀人性的新的辉煌了吗?
我曾经听人说过写小说好比娶媳妇,是年轻人的事。我早就听说过“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古语,正好我也在写阅读老庄孔孟的心得。但是“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我仍然注视着捕捉着生活的艰难与华彩,我急于告诉读者一个又一个感动过我并且希望继续感动大家的故事,我仍然怀念着可亲可泣的好人、如诗如画的场景、如火如荼的征程和那么多难解难分的纪念。
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忘情于奋斗,忘情于大地,忘情于人民。我写革命的豪迈、成长的代价、沧桑的热泪、生活的芬芳、人心的不渝。年龄当然是愈积愈沉重,但是我还想写几篇结结实实的作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生活,对得起文学在历史上最珍贵的担当与爱。
为有源头活水来
书写者笔走龙蛇,书法成就高低与其风度、人品、境界紧密相连 ——苏士澍(书法家)
历史上,黄庭坚常以“韵”来品论前人书法。书法是一门与国人的精神境界息息相通的独特艺术。书写者笔走龙蛇,其学识、修养、情感以及想象都会投射到笔底腕下,书法成就的高低也因此与书写者的风度、人品、境界紧密相连。韵即不俗。俗与不俗,取决于书写者人格、修养、文化等的高低。在当代书法家中,启功先生的书法成就卓然于当代,其背后是他渊博的国学知识,宽厚、超脱、淡泊的人生境界。
因此,对于当今书法艺术工作者而言,时刻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积极主动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在生活实践中读书修身,以德培艺,体悟“‘四有’书人”的深刻内涵,从而在为人民服务和与人民的真情互动中积极探求自身书法艺术的突破和升华,才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书法艺术工作者。
书法是生活的艺术,大众的艺术,需要从生活中感悟升华,在人民大众的触动与共鸣中得以价值实现。作为一名优秀的书法艺术工作者,要想在书法创作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只有从人民大众的视角和情感体验来感受时代气息,体悟生活中动人的形象、深刻的细节,进而唤醒与人民大众强烈共鸣的真情实感,激发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才能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也只有这样,书法艺术才能在为人民抒怀、与人民共鸣、为人民所爱的良性互动中永葆活力和勃勃生机。
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标志。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国书法艺术,还必须解决“下一代”和“传承人”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已经写不好字,不敢写字,甚至不愿意写字。书法艺术工作者和教育部门看到了这种危机,将书法教育全面纳入了中小学教学体系,并组织编写了中小学书法教材。
今年我调研过近20个省的百余所中小学校,有一部分书法教育办得好的地区和学校脱颖而出,应该说书法课堂已迎来了社会关注的良好势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了书法艺术工作者的勤学修为,有了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有了“后来人”的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情动于中形于声
动听的旋律就在田间地头,就看创作者愿不愿意走进田野,深入生活 ——叶小钢(作曲家)
被称作是“花丛里的大炮”的浪漫主义钢琴诗人肖邦,不愿当亡国奴,虽后半生再也没能踏上故土,却将一腔热血化作音符,写下了著名的《革命练习曲》。作曲家聂耳的创作时间虽然短暂,但他创作出了《大路歌》《卖报歌》《新女性》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与他深入生活的最底层,对当时穷困的劳苦大众怀有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
古往今来,作曲家们创作了许许多多乐谱,但真正能深入人心的,却是那些和人民在一起,叩问生命,给人以震撼的旋律。
纵观人类艺术发展史,许多优秀的艺术家虽然都有着独特的才情,但如果不是对社会生活有独特的见解,对人的社会性与时代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也很难有留得下的佳作。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位同学无论是音乐技术水平还是艺术感觉都非常好,我们觉得就算再学三年五载也追不上,但最后却泯然众人矣。
虽然有各种原因,但也说明仅仅靠演奏技术和音乐艺术感是无法创作出动人心弦的作品的。只有把心贴近大众,为人民而感而歌而创作,作品才会熠熠生辉。
当然,现在的音乐界确有一些浮躁,在资本的强势裹挟下,艺术工具化问题不断凸显。有的创作者以哗众取宠的做法吸引资本,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虽然生产出大量的音乐节目、作品,但只是烈火烹油,没过多久就失去了踪迹。
还有一些人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圆”,无论是创作方法还是理论研究都言必称西方。我虽然是从海外留学回来,却着迷于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春江花月夜》这个曲子,每一句起始旋律都落在前一句最后一个音上,特别有技巧性;《二泉映月》的旋律一响起,人们眼前就能浮现出皓月当空、湖光粼粼的画面;马思聪的《思乡曲》把对家、对故乡的思念刻画得淋漓尽致。
有些人问,现在是不是好的旋律都用光了?其实民谣小调、地方戏曲这些动听的旋律就在田间地头,就看音乐创作者愿不愿意走进田野,抹去时间的灰尘,让美好的音乐焕发新的光彩。
音乐和其他具象艺术有所不同,它更多是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性情和情操。而作为音乐创作者,更应该心中有对人民、对民族、对生命、对理想的爱,笔端才会有情,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根之茂者其实遂
文化自信源自民族璀璨历史,更源自全新时代条件下赢得世界尊敬的文艺创造 ——冯双白(舞蹈家)
80多年前,中国现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吴晓邦在上海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个人舞蹈专场演出。虽然这场演出只卖出一张票,但并没有妨碍吴晓邦踏上为人生而舞、为人民而舞的艺术道路。吴晓邦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他对西方现代舞艺术的耳濡目染和求知若渴,另一方面是他能够深刻领会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无穷奥妙:曾经向苏州道观中的道士求取手印的意义,曾经深入民间挖掘整理傩文化深意,也曾经长期研习中国传统绘画之丹青意蕴,由此,在立志表现中国普通民众生活喜怒哀乐的艺术方向上,做出了巨大的艺术创新,成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
其实,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面对着如何对待“传统”与如何走出自己的“新路”这个大问题。鸦片战争开始,社会上渐渐产生一种轻视甚至全盘否定本土文化的倾向,在文化自卑的心态下引入西方的评价标准来评判本土文化,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割裂和否定。
但是,反观历史,真正不负时代的艺术家们,无不是深入传统精髓而又能跨越窠臼,摆脱束缚,走出艺术创新之路的。当年鲁迅评述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概因为其作品在继承了长江流域传统文化精髓基础上,发扬光大“楚辞”之体,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乃至国人精神意象的确立均影响深远。
梅兰芳在对待传统上采取“远绍紫云、近取瑶卿”的艺术态度,又秉持着旦角表演应该突破传统、着力刻画时代生活里女性多样之美的观念,潜心于创编新戏,其《天女散花》等剧目甚至对中国现当代舞蹈艺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文化自信从何而来?寻找文化之根,重燃文化传统之精神火炬,同时在传统基础上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成为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创新如果离开对文化传统的精研深磨,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可以喧嚣一时,却早晚会生命枯竭。而文化的自信,实在应该来源于传统基础上对时代生活的感悟、对艺术突破的自觉。当代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泱泱中华璀璨历史,更应该源自全新时代条件下赢得世界尊敬的全新文化艺术创造。
充实光大之谓美
如果不反映时代特色,不能在内容、形式上谋求突破,后人能在我们作品中看到什么呢 ——徐里(画家)
何为优秀作品?在我看来,它要具有两种精神,一是中国精神,一是创新精神。
“中国精神”四个字的内涵广、阔、厚,弘扬中国精神,就要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要深入全面地学习、了解和继承。美术工作者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中国精神通过美术作品彰显出来,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创作中倡扬中国精神,并不代表排斥世界文明,而是倡导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相互交流借鉴。
另一方面,创新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标识,它体现在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的作品不反映时代特色,不能在题材、内容、形式上不断谋求突破,那么50年、100年后,后人能在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什么呢?
结合数年来的创作历程,我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精神是创作的内核,创新意识是技艺精进的动能。我的绘画题材虽然跨越了油画和中国画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是深追到底,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境界支撑这些形式上的表现手法。
早年对西藏宗教题材油画的探索使我的绘画方式得以沉静下来,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沉静,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精神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读了很多古代文献和思辨哲学的书籍,也在油画创作间歇研究书法,探索中国水墨意趣所在。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时间的浸润并不是立即就能生发出艺术形式,这种精神意蕴是近几年才从我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的,无论是意象油画山水的当代语境表达方式,还是书法、水墨作品的文人法度,都是我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是具有时代气息、蕴含当代审美观念的。我想,无论是西方的油画还是中国传统的水墨,都应该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在呈现形式,是自己生活和学术积累的一种体悟。
持续的学术积累和生活阅历确实让我对各种绘画表达方式产生创作欲望,让我的视野更加开放和多元。现在,我正在进行意象油画山水的探索,但无论何种表现形式,都会以中国文化的精髓为本源,表现中国气象和民族精神,凸显一种具有中国人文精神个性的油画表现形式。
点点润泽臻化境
那些历史认定的巅峰之作对塑造民族的灵魂、心智和精神才是有用的,也是长久的 ——陈彦(剧作家)
文艺塑造人的巨大作用,是春风化雨的,是润物无声的,是滴水穿石的,而不是生粘硬贴的,不是热粘冷裂的,不是强注倒灌的,不是雨过地皮湿的。其实从《诗经》开始,文艺就在修养人的道德与塑造人的性情、品格方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文艺作品对人的情操的净化、提升、引领、塑造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的特点就是长期滴渗,点点润泽,化物无声。
比如中国戏曲,数百年来,一直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娱乐样式,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上了年岁老人的语言构成,就会发现,戏曲文化对他们深厚的浸润。他们爱用戏里的人物故事进行比兴,很多是来自“三国”、杨家将、岳武穆。
说谁狡诈,就说那家伙像曹操;说谁心眼歹毒,好挖坑、陷害人,就说他是潘仁美、秦桧;再比如关中人说谁没有信义,就会说这人是“奉承东”,“奉承东”是秦腔经典《周仁回府》里一个“卖友求荣”的小人;而说谁不孝顺,就把他比作“大怪”“二怪”,这是《墙头记》里两个不养活老爹的儿子。
总之,无论是戏曲人物的名字,还是戏曲唱腔,道白里入木三分的精彩句子,都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智慧表达。由此,让人想到数百年来,戏曲艺术对一个民族精神人格的塑造过程,尤其是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戏曲甚至充当了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包括经济交换形态的教科书作用。
今天文艺的样式越来越多,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广泛,文艺作品一定是在充分把握创作规律后,按文艺的习性,关切历史与社会脉动,创作出走心的作品,让受众去接受,去感动,去传扬,方可真正发挥它的社会塑造功能;否则,“空心萝卜”的、皮焦里生的作品会败坏人的胃口,让文艺沦为“硬胳肢人”的、“乱贴广告标签”的跳梁小丑。
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神钙质,需要能拎起一个民族生命体统的文化建构,从而形成真正雄健的文化自信,这就更需要文艺去努力攀登“高峰”。唯有那些历史认定的巅峰之作,对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启蒙一个民族的心智、形成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风貌,才可能是有用的,也才可能是长久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还是不尽如人意,影响力还是很有限 ——麦家(作家)
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等作家近年来在世界上摘得了一些大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文学已经受到世界关注,不过我不得不指出,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还是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和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热度相比,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
以我个人的遭遇来说说。《解密》这本书我写了11年,被退稿17次之多。7年前,一位台湾小伙子希望做我著作的海外代理人,可是转眼3年过去,一本书都没卖出去,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其间我曾无数次痛斥自己,那么愚笨,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致全部青春都可能为它废掉。
如今《解密》已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上百个国家发行,没有什么成绩,只是有点意外之喜而已,因为这确实“偶然”。一位来中国旅行的剑桥古汉语博士,因为他的爷爷曾经是破译家而买了我两本书:《解密》和《暗算》。这两本书又碰巧被转给企鹅出版社的编辑,编辑碰巧又很喜欢。《解密》就这样偶然地踏上了寰球之旅。
改革开放以来,几乎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都被介绍到中国,被一译再译,反复出版。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在海外至今仍是少有人识,能够进入商业出版的更是少得可怜。多数西方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还停滞于封闭的乡村、或扭曲的婚恋观等偏狭之隅。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误读。
书如人,有命。回头想来,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和特殊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普遍现状。华语文学在海外影响还比较有限,所谓的“成功动作”与中国当代的国际影响力有关,但也有运气的眷顾。
《解密》的走出去,既不代表我麦家的东西写得好,更不说明中国文学就此在世界上有了多大的转机。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小说在海外“走红”尚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好在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
研察世情发新语
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 ——梁鸿(作家)
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经说过一句话,“新的用词和新的句型表示出人对现实的新的态度……从而在人们眼中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伊格尔顿强调语言的“变形与颠倒”后生成的“陌生化”,他认为这是文学创新的开始。但是,伊格尔顿忽略了进一步的追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作家能够学会使用新的用词并且展示出一种对现实的新的态度?
当我们在谈论《包法利夫人》《变形记》和《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时,我们谈论的并不只是语言的创新,而是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变了。因为对世界产生了新的情感和认知,语言和象征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两者几乎同步发生。想象一种语言,就是在想象一个世界。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一个作家如何体验、理解世界,常常会决定作品的创新程度。否则的话,即使能够娴熟地运用新的语言形式,也只会流于空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在很大层面上都首先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
即使场景相同,因为关于世界的理解不同,这一场景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景”,即新的用词和新的现实态度。
回到当下的文学语境。整体来看,虽然作家对语言已经有鲜明的自觉意识,但在人物叙事和情感表达方面还有单薄的倾向。抛却语言能力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家对他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探察精神。
作家总以为只要有感受就可以,可以根据一些朦胧的形象去妙笔生花,但其实不够。试想,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依据通常的社会意识去书写“乡村/城市”,如果对“乡村/城市”的差别没有真正的理解力,又怎么能够对其中的人的精神倾向、情感形式及与社会的关系有足够的理解力?换言之,对世界和现实“没有新的态度”,很难产生“新的词语”,更无法呈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隐秘地参与并决定作品的语言修辞和故事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