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 哈佛教授杜维明:21世纪的人文精神 以大学为例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在浙江大学承办的第11届环太平洋校长年会上和大家分享我对21世纪人文精神的不很成熟的一点心得。
西方启蒙时代是凡俗的人文精神,它只包括两方面:自我和社群,缺少自然和宗教这两个层次;而21世纪的人文精神理应包括这样四方面:自我身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在这里,我将以大学为例谈四个方面。
21世纪的大学领导,不仅仅要能够积累经济资本,还应该能够培养我们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无形资本,但对任何一个社群来说都是必要的在20世纪60年代,加州大学的校长克拉克说,一个现代大学应该为社会提供服务,是一个以社会为对象的服务站。他的说法在教师、学生、公共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经过全国范围内的争论,大家认为一个大学首先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人类前沿知识的保护者,投身科研并不断积累智慧。现在有很多科研成就并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但是在长远的将来,影响极大。就像杨振宁先生所说的,量子论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能发挥划时代的社会效益。这么看来,追求真理是关键。
大学的功能不仅仅是服务社会,还包括积累智慧、进行基础研究、寻求真理、理解自然,为青年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使学生自立和有人文精神。作为21世纪的大学领导,不仅仅要能够积累经济资本,还应该能够培养我们的社会资本。大学的领导应该为文化人才提供机会,提供比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诸如此类的软科学,这可以让我们和不同时代的人以及不同文明联系起来。
21世纪的大学领导,除了重视科学技术外,还要重视文化能力,比如文史哲。
中国至少有5000年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的历史记忆非常短暂,大概患了集体健忘症,或者有意识地去遗忘。从1839年到1949年,每隔10年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30年之间,每5年多就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变化,社会进行了很大的重组。
因此,我们有必要培养历史等方面的人才。政治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认知的发展。通过标准化的测试,我们应该尽力让学生建立他们的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技巧,这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了解和探索生命的意义的办法,是我们寻求职业化道路上的一条必经之路。
21世纪的大学领导,除了智商外,还要发展伦理智慧和情商
大学应该给学生创造机会,使他们通过多方面的学科了解自己的潜力,能够实现自我,发展情商和伦理智慧,这对个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大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它应该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帮助政府、媒体、企业和其他的社会团体更好地认识自己。所以,大学的任务也是培养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专家学者而已。他们应该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并且具有文化的敏感性。大学生不一定是社会的良知,但是至少应该成为核心价值的保卫者,以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21世纪的大学领导,除了建构物质条件外,还要培养精神价值
除了发展物质条件之外,我们还应该强调精神价值。有些价值——比如说中国5个重要的价值“仁义礼智信”——应该成为大学培养人才的组成部分。今天大家通认的价值有:金钱,权利,名誉,公正和智慧。在美国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选择公正和智慧的是多数,据说在中国学生中进行调查时,选择金钱的比例相当高。
人类文明需要对话,从包容起步,逐渐达到承认——尊重——相互参照——相互学习的目标
没有对话的单边主义会导致无知,而无知或者未知可能造成我们对其他文化的无视,同时,无知和自大的结合会导致致命的错误。我们需要最低程度的包容,没有包容就没有有效的交流。人类文明的各种文化在相互交流时,包容只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方式和他者的信仰,要去理解他们。有了承认才有尊严,有了相互尊重才有相互学习的可能性。
我们的困难也可以说是我们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转化对方,甚至也不是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想更正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对话的目的是倾听,了解对方,同时提高自己的认识,扩大我们的视野,加强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
如果我们关注亚洲的问题,可以看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对话。我十几年前就说过,而且说过好多次,中国应该把印度作为参照。1948年印度独立,逐渐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从1948年来,印度没有遭遇大规模的饥饿和自然灾害,印度的精神脊梁一直没有被打断。
虽然印度贫穷程度更高,但是印度现在可能有1亿人是中产阶级。我认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更多在于精神方面。我们知道西方的观点和印度的传统有过冲突,而甘地曾经成功地将印度的精神遗产投入到政治当中去。
印度的舞蹈、音乐、哲学等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是他们的特点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中国应该以印度为参照,慢慢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重新认识传统价值。
中国处于一个关键的交叉口,我希望能够从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获得灵感。当然这个过程是多边的、对话的而不是单边的。这是地区的合作,不是为了和其他的地区作恶性的竞争,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凝聚力和互惠的地区环境,以更宏观的角度建立这样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是同一过程,文化全球化是多元多样
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从地方主义,从文化的观念来看,我们现在遇到了新的挑战。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复杂。彼德伯格,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具体地研究过文化的全球化,我曾经参与过这个研究计划的基本设置。
彼德伯格相信,要定义文化的全球化是可能的。他花了两年时间集中对1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德国、土耳其、美国、南非、中国、中国台湾、智利、匈牙利、印度,2002年,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多种全球化:当前社会的文化多样性》。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以经济问题为主,但近几年开始也讨论宗教与认同政治之类的课题。所以文化的全球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不同,不仅仅是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包括宗教和认同政治。后者可以说是对每个人个体认同背景之下的政治,比如说族群、性别、语言、地区、年龄以及宗教都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文化是不断变化的,文化将在21世纪成为重要的力量。(选摘自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5月29日下午第11届环太平洋校长年会上的发言,经本人审定,发表时有删节。)(徐澜 董志强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