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篆刻集 朱复戡先生篆刻艺术
少作“梅墟草堂”及边款《梅墟草堂(读书图)》,款属“壬戌夏百行自刻。”原在《静龛印集》中,后编入《朱复戡篆刻》。梅墟草堂是朱先生早年书斋,堂中读书人正是先生自己。在鄞县梅墟山乡,似在读书,又如静坐遐想。
富于古典味的画面,看来正在研读传统的经史文集。是他青年时代读书生活的缩影。地灵出才人,梅墟特定的人文环境哺育大师成长。壬戌为1922年,先生已从震旦大学毕业,却最为重视传统文化。指导他读书做学问和临帖学书的老师是张蹇叟老人。
悉心培育这位后生,一再要求他用功读书,曾经写道:“多读书,自然有豁然贯通之日……,汝譬如小儿学步之人,老夫为汝引路,然后前途光明,不入黑暗”。早年即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他深为自信地倡扬:“刻印刻什么?学问而已”。
他的篆刻作品承载渊博学识与书法功力、才华、睿智。 “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一印,作于弱冠之年。静坐者,正潜心思考。学养与博闻巧思相凝聚,构建浓郁的审美情趣,塑造了作品的厚度、深度。
“每览旧时作,常兴昨日非,从知无止境,务必动灵机”。是朱先生晚年写的一首诗,从不断否定中升华提高,探讨完美的艺术形式,在“无止境”的大道上,启“动灵机”,孜孜以求。肺腑之言,道出至关重要的切身体会。
现在尚能见到一些朱先生篆刻少作,但他十六岁那年入选《当代名家印选》的作品是哪些印?于今已难已查寻。从杨庶堪(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的一篇题字,可见他当时的水平——杨庶堪也是书法家,因喜爱这位少年篆刻家的作品,请他刻印数方,见镌刻精湛,便请画家张人杰(静江)画纨扇相赠,复在画后题字曰:静龛以弱龄刻印,直登作者之堂。
上海言刻印者,交推吴氏昌硕,其人年已八十,静龛适年十八耳,造诣已浸逼昌硕,时有突过之者。顷日为余刻石数方,客有持示昌硕,阳(佯)赞其能,思以绐之者,昌硕不能遽别,遂致逊词,客相引而笑。
静龛天才绝伦,异时成就,殊未有涯矣。至今保存下来的一张当年张蹇叟为他拟定的篆刻润单,计价高于吴昌硕,在高手如林的大上海,气派独出,技艺精绝,“争胜印人”。
为张蹇叟琢太康砖砚,铭文拓本和张老师与冯君木老人的题字,编辑在《朱复戡金石书画选》中,从这件作品书法古浑,镌刻亦古意盎然,砚铭曰: 太康砖,晋初肇。中砚材,发墨藻。
子子孙孙其永宝。百行造 那是一方重阳日制铭建造的珍贵晋砖,起初老师深恐镌刻之后会影响其价值,及见刻成,不胜欣喜,敷墨拓捶,愈见精彩。即题字曰: 晋太康砖尚多,九月九日造则希见也。空同侄自津见寄,适朱生百行过访后乐园薛楼,为我琢砚,仿《苻秦广武将军碑》制铭刻字,使冬心、叔未诸老见之,当畏此后生。
壬戌四月抄蹇叟 冯(君木)复加题跋: 朱生义方,天才骏发,临摹碑版,下笔即是。又工刻石,秦玺汉印,往往乱真。
年未二十,驰誉海上,琪花珠树,诚可宝而爱也。顷为张蹇老造砚。铭词既雅,书刻尤古,合之砖文,可谓四美具矣。妙龄得此,蓄眼未见,欢喜赞叹,从而题之。 壬戌七月冯(君木) 这是两位师长辈大文人的发自内心的忠恳的评价,绝非一般人浮泛的溢美。
对于明清以来的篆刻流派,朱先生曾作深入研究和精当的吸收,那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后来遂心仪远古。先生早年作品,尚呈当时流派风貌,一度兼学吴昌硕、赵之谦,旁及皖浙各家。
他自视这类早期作品,尚未臻成熟。却展现了雄健步阀,为以后的篆刻创作打下良好基础。出版《静龛印集》以后便步入印风演变递进的新阶段,宗法上古直接借鉴商周秦汉,爱金文、宗古玺、习《石鼓》、拟秦刻。向源头汲取滋养,融入自己的创作思路,个性特色大增。高古浑穆气势代替了早年流丽娴雅的风格,与流行印风,明显拉开了距离。
以书入印是朱先生篆刻艺术的重要特色。做印人先做书法家。朱先生早慧,称为神童,作擘窠书《石鼓文》集字楹联,得吴昌硕褒奖,年方七岁。十一岁为宁波阿育王寺书“大雄宝殿”匾额。书法底蕴深厚,继而刻印。承古风,融书法,丰富了篆刻的表现力。
张蹇叟指导他习篆,写过如下文字: 门下朱生百行,作字、刻印若有天授,摹缶老《石鼓文》乱真。 前展复函详哉,言之所论篆法极是。鄙意《石鼓》而外,再缩摹李斯《绎山》、《会稽》、《碣石》、泰山二十九字、李少温《城隍庙碑》、《三坟记》诸篆,冬间再写《说文》九千数百字一部。可以横绝古今,岂特争霸海上而已!
屡展贤所摹《石鼓》,鸾翔凤翥。异于王虚舟、钱十兰之墨守,亦非邓完白、吴昌硕之变态。 古人学书用功甚多,今贤以容易出之,殆天授矣,然仍须加以人力。 敦敦诚意,殷切期望,出自恩师,老人寄厚望于这位锺爱的后生。
他也极其尊敬恩师,认真聆听赐教。有部呈请老师批阅的临《石鼓文》,后有“蹇公以为如何”等字,虔诚从命,虚心好学。这篇据明代拓本缩摹的《石鼓文》全文,补充缺佚120余字。一面临写,一面考释、也在赏读这组多有缺字的四言古诗。
少作白文印“十鼓止载数骆驼”,从《静龛印集》编入《朱复戡篆刻》,附缩刻《石鼓》全文十方,微形小字,精能至极。表现出深厚的书写与镌刻功力,一些集《石鼓》字、句的作品,冲和恬淡,字势婀娜,较之原刻,更臻完美,即至晚年,仍致力于此。
写出一些溶合金文、秦篆笔意,体势独出的《石鼓》作品。 先生篆刻,得力于《石鼓》,也得力于秦刻、秦诏。“秦诏铜量之楼”是一方自用印,印款为缩刻一世、二世诏版。
他曾经说:“出土诏版很多,书法优劣可鉴,将好字挑出来,集中写一诏版,则是源于诏版,复高于诏版”。如此摹古,实为创作。先生早年即有“诏版专家”之誉,缘于善学,更因善用。参差错落的诏版特色,显见于他的各体书法,也见于篆刻作品。
借鉴古刻,突显个性,形成独到艺术特色。在先生小篆印作品中,之取法于秦代诏版,实甚显著。得力于商周金文。是先生篆刻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听了缶老提示,)我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背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临摹,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怀念吴昌老》、《书法》1984.
5),从而神往远古,倾注于青铜文化,在拟古玺的领域里,拓开新天地。在他的多种体式的作品中,其拟玺之作,尤其别具风采,为世所重,沙孟海先生作评价曰:“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
”。 先生早年曾经模拟多种书风,稍后,行草书得力于二王,大篆承袭三代,小篆承秦汉。对篆书之精熟,正直接有益于他的篆刻。
个性强烈的拟古玺作品,形式上取法商周古玺,用字与他风貌独出的金文书法相近,成就了作品的独特精神。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中对朱先生作品评价曰:“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成曲,易方为圆,而挪移偏旁,变正为反,易左右或为上下,亦常用之,非彝铭烂熟胸中,不易为也。
而作书之巧于虚实浓淡、收放,妙于长短相间,屈曲绕缭,大阖大开。
虽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阴刚之气慑人心魄,揆诸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其篆刻美学主张,一如对于书法,笔写的字与刀子镌刻的字具有共同的精神品格。 造谐精深的书法家作篆刻,必然注重书写效果,重印文布局精到的安排,挥刀镌刻,只是表现手段。
刻印一生,到晚年有印文曰“挥将寸铁刀如笔”,刻字上石,将篆刻刀视为“铁笔”,以刀代笔,“有刀如笔”,似在印石上写字,写出生动的富有感情的线,写出婀娜多姿变化不穷的字形,写出磅礴浑穆的气势。
精通古文字学是作篆刻的前提。 先生从蒙学之年着意练字,他的述艺作古风《白头吟》,开篇写道:“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金石刻(后改为‘书画刻’。)闻之先辈谆谆言,刻石先须通字学(后改‘书刻先须通金石’)。
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先须通字学”,一个“通”字,谓深究,谓精研,谓博通,深有分量。由许氏《说文》入手,弄通六书,证古文字之演变,对于古代文字,以致将《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多字,“连首带尾腹中纳”。
在刻印之初,力攻这种扎实的基础学问。所作篆书和篆刻文字结字精确审慎,经得住文字学准则的检验,作篆刻印同时,尤重古代文字研究,解决了古玺印用字的诸多难点。 气势磅礴和内涵丰富造就感人的效果。
他一方面视篆刻为“小玩艺儿”,可信刀立就。又格外重视这种艺术形式,在方寸天地里极其投入地精心创作,展现智慧,完美的形式,可见其人,可见其心,博大的襟怀,铸就璀灿的篆刻艺术作品。 学识融入篆刻,虽方寸天地,却容量醇厚,品位至高,就印文论,大凡吉语印多词语讲究,意蕴深邃,余味隽永,发人深思。
“我得无诤三味,人中最为第一”,亦印文、佛像和楷书铭文相互结合之作。这类作品,图文相辅,更见书、画、刻的功能。
是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富于创造性的表现形式。多字边款为先生之所长,如缩刻《石鼓》全文、缩刻秦代二诏,皆工程浩繁,喜欢在边款上做文章,边款重于印文,起自于先生早年,以此大大扩展了印章边款的容量,丰富了边款的形式、内容,显见书法功力。较之印文,他甚至花费更大精力镌刻款识。 篆刻风格示例
苍劲浑朴,雄强茂穆,气派博大是朱派篆刻总的风貌,如“猛士如云唱大风”一般的气势,充沛的生命活力,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具感染力,震撼力。此外作品中也不乏娟秀工稳之作,具有另一番审美品位。《静龛印集》为早年印风作结。
古玺“沪战劳军文物”作于三十八岁那年。“疁城汪氏忒翁之玺”,作于五十岁时,标志着个性印风的形成。与他晚年拟玺作品面目接近。较之他的书法,篆刻风格定形较早。大气磅礴先生治艺,讲究气派,乃个性气质使然,见于他的书法,也见于所作篆刻,表现在拟古玺,也显现于拟汉印。
和谐统一以诸体篆书字刻印,皆笔势谐调一致,体势统一,绝无相悖之处,先生作印,最重于此。他谙熟六书,结字繁复多变,得心应手为之。 法古开今先生精研三代遗物,遵崇古法,所作传统意蕴深厚,且又有高度创造精神,力求发展提高,力求个性独出,自成宗风。
平正工稳古玺多险绝,汉印多平正,汉印“刘俊生”、“徐叶翎”、“刘波”古玺“张正”、“天顺”,工稳适度,静中寓动,文雅庄重,精气内含,大致如此。
另外古玺亦有工稳之作,汉印有尚险绝之作。 雄浑朴茂在风貌丛出的作品中,以气势雄强茂穆劲健之作为最多,如古玺“用祈眉寿”、“潜龙泼墨”,“从头迈步”,“字体庄重,动静相辅,工稳且又险绝。
拟汉印“石缘”、“太原程氏”,二印取白 文小篆,亦气派大方。 粗犷拙朴粗犷古厚,如古玺“游鱼出水,归燕受风”、“鸳湖烟雨笼莲塘”,汉印“刘海粟”,动中寓静,极具张力。
挺拔舒展笔画奔放,铿锵劲挺,富于金石气,如“沧海一粟”、“情深似海”、“平阳”。 斑斓苍茫气象迷茫,古拙厚重,意境深邃,如“沛国朱起氏复戡之玺”、“朱复戡旧号静龛之玺”。 险绝恣肆朱先生篆刻,工稳大气者多,恣肆放纵之作较少,如圆玺“风堪”二字奇绝,边框齐整却相谐调。
“朱赤子”三字奇肆,亦属古法,而非杜撰。 娟秀俊逸先生作品属阳刚风格,即娟秀之作,亦求厚重,避纤弱。如“与阳翟道玄梁琚长水镇楚江伟虞山历均非一家眷属”、“后素楼张氏鉴藏宣炉清钱印”、“秦二世诏”、“山原大年”,汉金文入印,异于晚清以后之细朱文印。
拙中寓巧先生贯用对比手法,将稚拙与灵巧之美,结合于一,变化丰富,意趣深邃,反之为巧中藏拙。
静中寓动于文雅深沉基调中辅以动势,总体工稳,细节生动。反之为动中寓静。笔简意繁多字印字势统一,避免杂乱,少字印如:朱文“于”,系姓氏印,独字三画,笔简意繁。 再如绮丽者如“丁肇中”、“马苏姗”,此二印以英文作上下边纹饰,是各自的学位。
奇异者如“乙丑青铜”,青铜二字合文,构思巧妙,形式新颖独出。别具创意却不悖古法,是为植根于传统基础上的发展。 工稳精到和雄浑峻茂是朱派篆刻的主流风格,有印款曰:“殷墟文简笔浅刻,入印便嫌散薄。”道出了他追求紧凑厚重。 艺术风格统一,而表现形式丰富多样,重古法复别出新意,亦大师匠心所在。 先生作品,风貌多变,体式丛出,略举数例,可见一斑。
章法印式分类示例
工稳灵动,严整大方,守法而多变,体式繁复。字式谐调,笔画疏朗,是朱先生篆刻作品的形式特点。以古玺论,因字取势,可以归纳出一些常见手法:上紧下松,如“疁城汪氏之玺”“百花齐放”。上下留白,如“野平金石刻画”。
右紧左松,如“马氏”、“沧海一粟”。左紧右松,如“小曼”、“郑耀南”。中部上下留白,如“王恒颐玺”。右下留白,如“朱氏静戡”。右上留白,如“吐故纳新”。左上留白,如“雍锷生玺”。左下留白,如“从头迈步”。
界格印为战国古玺故有印式,朱先生多有采用。田字格玺如“朱氏之玺”、“正行修身”、“平阳汪氏”之字框与笔画形成印十字格。“别来无恙”十字格印又兼封泥。日字格玺如“汪统信玺”、“紫阳”。战国古玺、秦汉印,无多字界格者。
多字界格,是晚清印人的发展。朱先生小篆印作不乏多格式。“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般”句,摘自《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一方早年的细朱文印。秦印与汉印之别,犹如秦篆、汉篆之仅稍有差异,秦代之官私印皆有边框界格。
西汉之初,承袭秦制,稍后印章形式叠出,愈加繁复。 朱先生小篆印保持秦汉印基本特征,印文据古代印章文字之外,另取秦刻石小篆、诏版小篆和汉印篆、汉金文小篆等等。 先生对秦代二诏,潜心研讨,早年即有“诏版专家”之誉,诏版文字,笔势欹正相生,结体多姿,变化丰富。因钟爱这一书体,便惯于施之于印。
文字结体、字形变换示例
篆刻文字结体形式繁复,求势求气,避免字形重出,竣茂变化,浑穆灵动,结字规范,字体各有归属。移位因布白结字需要而移动部位,约分为左右移位,上下移位,局部移位等。如玺印“忒翁”、“吴权”。“情深似海”、“百家争鸣”、“瞿滢”、“鸿年”、“龙腾风翔”等,均有多字结体移位,以求字形与章法完美。
结合因布白或字形美之需,作二字结合或局部结合。如小玺“章少通”之少通,二字合文,无边印“引玉”二字相连,“杨庶堪”之堪,“单凤启事”之单凤相连,“纶芝楼”之纶芝相连。
再如“吉祥如意”之吉,土口结合,“为五斗未折腰”五斗二字合文。 变形变动字形美化结体,或重出之字避免雷同。如拟古玺“白行长年”、“犹龙”。“郑耀南”、“万公蕙”、“心声”、“不役人亦不役于人”、“戴传贤”、“季陶”、“勉斋”、“式熊”、“金匮秦氏之玺”、“何珊元玺”、“徐朗西玺”、“风戡”、“朱氏藏碑”、“归安俞原”、“严东生玺”、“鄞县朱方”,再如“沛国朱起氏复戡之玺”等多字皆变,或通方变形,“无锡钱律”玺,四字皆变形,圆玺“鄞县朱氏”前三字变形。
字形虽变,不失易识,缘于对篆书结字之精熟,可见睿智巧思。 省减虽然省笔仍得准确,且又易识。如“周密之玺”之密、“忒翁小品”之翁、“宜有千万”之宜、“翰伯”之伯。
朱文古玺,“复戡”二字皆有省笔。 增補虽然增加笔画而不失简净,有助于布白效果。如“朱复戡旧号静龛之玺”之朱、“羲献而后直到伏降”之到、降、“汪统印”之汪、“壮游”之壮、“剑郭”印,剑字上出剑头,篆法不误。
错落笔画错落有致,结字多作变化,将商周金文中的这一特点加以发展。双结构字如“潜龙”一印,潜字右半下落,龙字左半上提。“张立祖玺”,张、祖、玺三字左畔上提。
“力和”之和字右畔上提。古玺“沥水潜龙”,错落有致,妙趣横生。 重文重文分借全字或借偏旁、借局部等,以二短横代之,以求简约。如“不役人亦又役于人”一印省不役二字。“敬礼张立祖”,礼、祖二字合旁,省略重文符号。
挪让印文中多画字大,少画字小。结字笔画服从整体交果。如小玺“黄兆熙”、“范禾安”,避让得体,从容自然。 欹侧欹斜取势,不失稳定,如“龙飞凤舞”、”归安俞原“。诏版体入印笔画多欹侧,大篆欹正相生,汉印文字趋于方正。
呼应特殊笔势作呼应,避免孤立存在,以同一的细节形状作呼应,而得混然一体,留白也注意呼应。如“椒伯翰墨”朝各方向之凵形的多次出现。“彬斋所藏”之多处三角形的呼应统一全局。
多字印“懿德堂珍藏金石书画印记”,以二十多个方或长方形的呼应成和谐效果。呼应关系,多见于工稳的小篆印。统一大体为:一,尚方笔势的统一。二,尚圆笔势的统一。三,方中带圆或圆中带方的统一。
四,笔画倾向的统一。字势统一以求整体协调,团结无间的理想效果。 连接对于结字,重视笔画疏朗。“小隐仍居市,门深不在山”一印故意连接笔画,似如界格。盘错巨印“海岳双栖”,海为上海,岳指泰安,是先生两个寓家之地,海、岳、栖三字,有同样的曲笔相呼应,意在象征曲折的生活经历。
白文“忒翁长寿”,亦区笔字势。“平阳汪氏之印”一印,取九叠文笔势,加工提高,呈现异趣。 分离有意断开笔画,却不失团结。如“张美翊玺”,字间多有分离,小玺“紫阳”、“鹤寿”之结构分离,与日字格完整边线形成对比。
穿插穿插笔画,改造字形,别有情趣,如“忒翁小玺”,弋之长画插入心字,“徐忠庆印,中之长画入心字中”。“盛氏之玺”成落皿中,篆法不误,而呈奇肆。
反正古玺中可出反字或局部移位,一如大篆结字。如小玺“孙鹤皋”、“郑耀南”二印字形全反,“季陶”,陶字反文,“桃花潭水深千尺”深字反,免掉水旁上下并列。 宜忌 1、结字准确易识,忌错字、忌大小篆混杂。
2、字体规范,取大篆作古玺,小篆刻汉印,篆法精确,明显区分。 3、古玺朱文、白文皆有边框,汉印白文无边,承古制,印式各具特征。 4、笔画之间宜宽松疏朗,忌冲撞抵触。宽松则舒展清晰;抵触便觉拥塞,造成混乱。 5、宜笔画扎实挺拔,忌含乎轻飘。 6、避免绝对方形与绝对圆形,以似方非方、似圆非圆之形为佳。 7、字形笔势协调、和谐、统一,忌相悖。
将近一整个二十世纪,朱复戡先生所经历的九十年中,“频年离乱,民生涂毒”。他早年时的书法篆刻创作,已如“琪花珠树,驰誉海上”,以后,尤其抗日战争八年和文革十年,传统艺术遭到严重催残,艺术家长期受到冷落、压抑。
直到他八十岁高龄的晚年,终于焕发出旺盛的创作火力,正是他书法篆刻创作水平炉火纯青的十的。 “海岳双栖”一语,道出两个寓家地点,他自己重视地舆之有助于艺术的成功,早年在上海,浓郁的人文环境促成了他艺术的早熟;花甲之后,在五岳独尊的泰山下,吐纳山林浩然之气,陶情养性,有助于塑造加强他雄强峻茂的艺术风格,因而晚年时刚刚离鲁返沪,回顾平生经历,重又焕发童心,百倍痴情于艺术。
这位寿享九十的老人,其好岁月,其倾心创作的年代,却只在早岁与暮年。
朱先生视篆刻为“小玩意儿”,可是终生不渝地眷恋着它。以强烈之情意而辅以极大之心力,以“雄视一世”(沙孟海语)的高度,痴情对待它。 金石诗书画大师朱复戡先生,书法方面篆、隶、草、行真诸体皆精擅,诸艺术门类中以书法、篆刻作品为最多,他的篆刻,也多关联书法,尤其篆书。
对于刻印,先生以刀代笔,以书法家的如椽大笔,作书法、作篆刻,创造辉煌,成就卓著。 艺术大师犹如一部伟大的巨著,内涵宏富,蕴藏至深,精深博大,虽不艰涩,却一时难于探其玄奥。
一旦接近,如临大海,浩浩然不见边际。故对朱先生大量遗作,尚需细心研读,以探究其创作发展之路。以上所述,仅一得之见,深恐挂一漏万,未确之处,在所难免,有待深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