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徐远举 国民党大特务徐远举的人生三部曲(三)

通过这一个个的事例,徐远举不断地反思,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土,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

从监狱的管理就可以充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大搞特务恐怖统治的反动政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蒋介石天天把革命、民主、自由挂在嘴边,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国谋福、为民谋利的革命党。从此,徐远举就彻底换了一个人,遵守监规,配合审讯,认真学习,积极参加活动。

被捕之初,面对审讯,徐远举要么什么罪行都不交待,要么避重就轻,对自己的问题上推下卸。他以多年审讯的经验认为,只要开口讲一点,对方就会抓住不放,一追到底,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把你挤干。现在他变了,主动承担责任.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不隐瞒,不回避。

不久,西南公安部安排战犯们写交代过去罪行的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对其他犯人说: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

但徐远举毕竟非常怕死。他一直认为自己血债太多,不杀是难以平民愤的。特别是读到报纸刊出了公审中共叛徒,并处以极刑的消息后,徐远举如坠冰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当时跟他“合作”过的中共叛徒都见了阎王,他这个主使人还能活多久呢?在白公馆楼上走廊上散步时,他指着原来特务屠杀革命者的刑场松林坡对另一个犯人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所以当有一天所长宣布,让犯人整理自己的档案时,徐远举就认为处决的时间快到了。当时,徐远举的档案有约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他还暗自揣测共产党一定是会在“11·27”大屠杀一周年纪念时公审镇压他。为此,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时,徐远举也越来越惶恐不安,像一只惊弓之鸟。凑巧l950年11月25日晚上,一个预审员把他从监房里提出来对笔录,在搬动桌椅时,不慎把一只茶杯打落在地,徐远举吓了一跳,顿时面容改色。

念完笔录,徐远举在签名、盖指纹时,双手止不住发抖。当天晚上徐远举仍心有余悸,睡着后几次惊醒坐起来,认为晚上与他对笔录,是为了赶在“11·27”处死他。

然而事过多日,人民政府并没杀他,相反还针对他的活思想给予教育,给他指明出路。指出他罪恶虽大、但立功的机会也多。于是他才松了一口气,感到政府不会杀他,思想又稳定下来了。此后,他还提出一个大胆的立功赎罪的设想:要求政府派他进入西藏做策反工作,争取西藏和平解放。

他专门写了报告,谈到他从前曾在西藏搞过情报工作,有条件做西藏上层人物的策反。对于他的报告,领导同志只是置之一笑,没有理睬。过了几个月他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西藏已于1951年5月23日同中央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书》,宣告了和平解放。他的设想成了泡影,大失所望,为此情绪低落了几天。

在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时,徐远举联系毛主席关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论述时说:“白公馆是军统局最早成立的看守所,军统特务在我指挥下,对这里关押的共产党员用尽各种毒刑。许多共产党员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至死不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本人也亲自来刑讯过共产党员。

重庆解放前夕,我亲自主持、策划了白公馆、渣滓洞的大屠杀。没有想到我自己今天也关到这里来了,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如果共产党要照我的镇压手段办理,那我就完了。”

徐远举积极配合管理所对一些抗拒交待罪行的历史反革命犯进行帮教,促使其交待罪行,对配合审讯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管理所经常组织“帮教会”,挑选出来参加“帮教会”的战犯,都是本人罪行已基本交待,认罪态度较好,愿争取立功赎罪,又能说会道的人。

“帮教会”由审讯该犯的预审干部或直接管教该犯的干部主持,先让被帮教人交待罪行,然后让到会人犯进行帮教,而且由干部指定一名中心发言人。在帮教军统特务时,往往指定徐远举为中心发言人。

他表现积极,而且能抓住要害,有分析,有揭发,时而现身说法,启发对方解除思想顾虑;时而声色惧厉,痛斥对方不识时务,抗拒交待罪行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时而阐述共产党的政策,大谈向人民认罪,向真理低头才有出路的大道理,终于迫使对方打开缺口,然后乘胜追击,经过几个回合就能缴械投降。这种“帮教会”起到了干部所不能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次,管理所新收了一名男扮女装的军统特务叫王琼,20多岁、从面容、身材、语音以及走路姿态,一举一动无不像女性。他受过专门训练,并且定期注射激素药物,使之乳房隆起.不长胡须。此人年龄虽轻但中毒甚深,入狱后极其顽固,拒不交待任何问题,连个人简历、家庭等基本情况都不肯交待。

鉴于徐远举每次在“帮教会”上揭批顽固犯很积极,效果也较好,于是管教干部把徐远举提出来谈话,问他知道这类男扮女装特务的训练情况吗?他答只知道军统训练过这种人,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干部又问,王琼年纪轻轻为什么这么顽固?徐远举说,这种人思想不通就像水渠里的水一样,不能畅通是因为某些地方被堵塞,堵塞得愈严重就愈是不容易打通,这就要具体分析王琼的具体情况了。

他主动提出在“政府先生”的监督下,由他与王琼直接谈谈。但所方认为不能让徐远举与王琼谈话,即使徐远举与王琼谈了话对王琼的思想有启发,那也显得我们共产党无能,何况还很难说王琼与徐远举在案情上有无牵连。此事就此作罢。后来经过审讯与管教配合多方教育,终于使王琼交待了罪行,认罪伏法。

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后的三天,张少云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送押到重庆。在看守所,张少云拒不坦白罪恶事实,于是把他押到白公馆,徐远举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证实张少云是参与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凶手。罪证确凿后,张少云被判处死刑。

战犯们的思想得到转变后,不少人成了“活字典”,为弄清某些历史事件提供了线索或佐证。1955年春,一个印度代表团提出要参观抗战期间尼赫鲁先生(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在重庆的居住地。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来询问徐远举。

徐远举先是故意卖关子说:“王芳舟(王陵基)知道”。当王陵基连连摇头说不知道时。徐远举说:“就在你王公馆旁边嘛”。经王、徐和沈醉回忆,找到了尼赫鲁先生的居住地:枇把山原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再经寻访当年替尼赫鲁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长进一步得到证实。

徐远举性情暴躁,情绪容易激动,思想反复性大。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参观时,出于安全考虑,派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徐远举又发起牢骚来,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怕我们逃跑!”

在旁的工作人员当即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吗?就是你们的住地,原军统‘乡下’办事处,‘ll·27’大屠杀—次就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那么多孤儿寡母,如果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呢,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呢?”

“失言!失言!”工作人员的一席话,说得徐远举羞愧难当,哑口无言。

1956年初,有—天所长找他谈活,说为了更好的改造他,上级决定明天送他去北京,并找来理发员为他理发。他是个络腮胡,理了好半天,他始终笑眯眯的,喜形于色。回房后他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对同组人说他明天要去北京改造了,当晚又没睡好觉。

当时战犯们的心态是:能到北京改造是幸运,认为那是中央所在地,至少说明政府重视他。另外还认为北京改造条件一定比重庆好,管教干部政策水平更高,好像只要能到北京改造,就等于迈向新生的第一步。人人都盼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