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代报人张季鸾5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季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基本上持反对态度,曾诬蔑搞土地革命的陕北根据地是“匪区”,“正赤化蔓延,到处恐怖”。但他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也表示不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35年11月起,《大公报》曾连续发表记者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向全国报道了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部分真相,这对广大读者正确了解红军,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张季鸾办报前后30年,为报刊撰文约3千余篇,一年平均有百余篇。
其中,他为《大公报》写的社评最引人注目。可惜因他主持《大公报》后,社评采取了不署名制,加之他写文章,从来不留底稿,也不收集,所以胡政之为他编选《季鸾文存》时煞费气力。
就从仅存的社评中可以看出,其功底是相当深厚的。人们评价他“文风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他写的社评,没有冷辟的典故,没有深奥的道理,从不板起面孔训人,而是及时评论当时发生的重要事件,注意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所以其影响广远。
张季鸾还十分重视记者自身的修养。他要求记者做到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不感情用事,不夹杂私人成见,为全人类共同的福利,为本国全民的福利努力办报。他曾在1936年所写的《无我与无私》一文中,要求记者在撰述或记载中,竭力将“我”撇开,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
张季鸾这种超阶级的新闻观是错误的,但也有可借鉴之处。
张季鸾曾总结说,他办报的秘诀就是“准备失败”。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该年度最佳外国报纸,并授予新闻奖章。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张季鸾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 。
忠者忠于主张之谓,……勇者系勇于发表之,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他解释说,这是随时准备与政府或地方官厅发生冲突,随时准备因坚持自己的言论而在这种冲突中败北;另一层意思是随时准备与社会空气冲突,宁愿使报纸销数跌落,也不可任意改变初衷。
张季鸾一生,前期他反对清朝统治,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是应予以肯定的;后半生他主办《大公报》,写过反苏反共的文章,应予以批判。他的《大公报》社评,反映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学系的许多重要意图,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
某些要求,也反映了一定时期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应对其一分为二看待。但不可否认,张季鸾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之一,他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称他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代报人并不过分。他应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