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生平 为生民请命的张载最后传人:右任、张季鸾和吴宓
核心提示: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年又经常被人提起。如果说,于右任和张季鸾是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更多传奇英雄的色彩,吴宓则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变异当中一个承受八面来风的悲剧人物。
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年又经常被人提起。这几句话确实好,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都在这里面。于右任当年和李宗仁、孙科、程潜竞选副总统,把这几句话写了几千张条幅,遍赠国大代表。
可惜,时不我与,势不我力。于右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还是被强力挟持着。梁披云等学生晚辈曾经劝他到南洋当隐士,是不知道他的心底幽微。
看他晚年的那些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虽是悲歌感慨,总不脱儒者情怀。再且看于右任写于1958年的这首诗:"能养能生共几何,不教饭碗引干戈。
将来麦子木瓜大,四季开花结实多。"朴质天然的民本思想溢于笔端。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还曾写下一首散曲:"几章民治残诗,几页人豪战史,名儒名将兼名士,时代光明创始。"综而观之,这不是张横渠那几句话的现代翻版吗?
因为张载而有"关学"。张载是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五位儒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之一,以后,有朱熹集其大成,使得"理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比汉学、玄学和佛学更加昭帜的"正统"。张载死后,还一度配享孔庙。
其实,这都是身后的荣耀,张载的一生,虽然不能用杜甫的"艰难苦恨蘩霜鬓"来形容,但是也经常处于饔飧不继的窘况。他在早年最佩服的是傅介子、班孟坚一类立功边陲的"投笔从戎"之士,又有范仲淹这样文武兼资的现成榜样,德、言、功三立,俱在怀抱。
范仲淹劝他一心致力于儒学,必有大成。在无涯学海中,他也曾经想在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中间寻找皈依,"又访诸释、老。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张载在陕西眉县的横渠乡间讲学,其规模和南方的岳麓、东林没法比,但是,他的影响则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
他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学说,使程颢大为叹服,说"《西铭》明理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自孟子后未见此书"〔2〕。以后接受张横渠影响者像刘古愚、于右任、张季鸾,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坂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陕西曾经是汉、唐朝廷的所在地,那些时代的文化名人灿若河汉星辰。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影响的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
陕西地处西北,虽然久为帝都,其实多为苦寒之地,是北方。北方人、北方文化,和北方的食品一样,没有那么多花样,形式的成分比较淡薄而崇尚质朴。这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在中国的一切学问中间都分出"南派"和"北派"。
诗歌、书法不用讲了,连昆曲这分明是产生于软语吴侬的玩意,也分出"南昆""北昆"。钱钟书曾经说:"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3〕可是,大有名于学界的钱基博先生却于1905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舆地大势论》,公开提出大河流域民族即"北人"必须由长江流域民族即"南人""处置"。
钱氏的理由是"南人"交税多,对社会贡献大,在以后的代议制民主中应该居主导地位。
第一个站出来批驳的就是于右任。现在收入《于右任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驳钱基博氏〈中国舆地大势论〉》。于右任在比较儒、道两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若就文化而论,南老北孔,作者判断天然。按太史公谓老子为楚苦县人者,系从后日定之,其实苦本属陈,地势当南北两界之间,老子之非长江流域之生产物,可断言也。
……然老子之厌世,与孔子之救世,二者孰有益于社会?平心论之,养成数千年不痛不痒之世界者,其学说大有力焉。
"〔4〕于右任早年思想便有张载的烙印。于氏在历数"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贡献以后,剀切言之:"北人,北人,勉力为之,宁使天下笑南人之失言,毋使天下笑北人之心死矣。
夫同处一高度之中,则无人非主人翁。长江流域者,即大河流域人之长江流域也;大河流域者,即长江流域人之大河流域也。"钱锺书曾经说和他父亲学术路径不同,语焉不详,但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通达"方面,他和于右任倒是异曲同工。
于右任是张横渠在千载之下的一个期望。于右任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儒家正统当中特别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关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一位和张载志趣学行相仿佛的"关学"传人——刘古愚。
说起刘古愚,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平生意态。戊戌变法,他以为是挽救中国的千载难逢之机,和北京的康、梁声气相投,成为陕西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一时间有"南康北刘"之称(这里,陕西又成了"北"的象征)。陕西的第一家现代化的轧花厂,是刘古愚和朋友集资,从海外买机器建起来的。
变法失败之后,他学习张横渠,在乡下办学,居然自己钻研,弄通了高等数学。他在陕西办学,既不同于为科举做准备的旧式私塾,又不同于新式学校,而是和横渠张载仿佛,教导学生"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的教育宗旨,居然在大西北不胫而走,刘古愚被邀请到兰州创办甘肃大学堂(现在兰州大学前身),就死在兰州。陕西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接受过刘古愚的教育和影响。于右任和张季鸾是刘古愚的及门弟子,吴宓年辈晚,未及亲炙謦咳,但他少年时读书的"宏道学堂"也是刘古愚培植过的。"关学"的精神贯注在这三位事业不同、经历迥异的风云人物的毕生学行之中。
张季鸾曾经在《烟霞草堂从学记》中谈到刘古愚当年办教育的环境:"烟霞草堂为庚子后所建,在唐昭陵之阳,负山面野,深谷怀抱,唐诸名将墓皆在指顾间。地极清幽,去市尘十里,群狼出没,常杀人。""先生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5〕。
刘古愚是一个把国家兴亡挂在心间而且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啼哭。常纵论鸦片战役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此外,喜谈明末诸儒逸事,尤乐道亭林、二曲两先生。清代人物,则重湘中曾、胡、刘、罗,及戊戌死难诸人。"这些,就让人想起陈寅恪的家门自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际,议论不出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刘古愚虽然居于乡间,却真正是身无半文,心怀天下。他得"北刘"与"南康"齐名,弟子辈与有荣焉,刘却说:"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党耳。"这倒不是文人相轻说大话,吾道不孤之意耳。刘古愚又不是一个简单冲动的民族主义者。
在义和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杀给外国人看的陕西籍朝廷大臣赵舒翘,是刘古愚的好朋友,刘办学曾经得到他的全力帮助。赵在"拳变"中推波助澜,以为可以藉与外人抗,刘古愚提醒他勿袒拳民,赵不知其中幽微,终于当了替罪羊。
刘古愚的学问不是当官往上爬的敲门砖,性情便不因为学问大而扭曲。还是张季鸾的回忆:"乡人求教,无不满意以去。然贵显干犯,则严峻自持,党祸流言,俱置度外。偶遇官吏来谒,直言政事得失,不避忌讳,故抱膝深山,为清议所宗。
忆入陇议起,礼泉知县某代陇吏致聘书,载丰宴来山,余等待门外。席间,忽闻先生抗声曰:‘老父台胡说!’知县唯唯。门外人不知何事,相与匿笑以为奇。明年上元,知县请入城观灯。
归,告余等曰:‘今日知县夸灯好,我告以‘使良民为无益之戏,何好足云’。知县大不欢,我不顾也。’其严直类如此。然先生非故作矫激傲富贵,第从心言事,平等待人而已。"
张季鸾以后做了记者,把乃师的这种平等待人而又往往容易被人看成"故作矫激傲富贵"的意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长期担任《大公报》主笔,几乎天天有社评文字出其手。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夕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说:"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
"作为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蒋介石说的也是心里话。以后的军人阶级,在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大刮离婚再婚之风,和蒋介石的提倡大有关系。张季鸾在12月2日便撰文《蒋介石的人生观》说:"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
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为动物生活。""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
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共有之耶,何以离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
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张季鸾给老蒋讲世界观,讲革命观,讲恋爱观,大有耳提面命、颐指气使之慨。
刘古愚夫子教训县太爷的架势被他拿来在"最高"面前大大过了一把瘾。但是,张季鸾没有忘记他是一个执天下公器的新闻工作者,他面对的是全体读者,他要以理服人,并非只图嘴皮子快活。
他继续说:"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以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奈何更发此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
"骂一个大人物不学无术,就真正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了。张季鸾对蒋家可谓一骂再骂,且看,1927年12月9日《大公报》社评:"现在无论南北,不拘新旧,非脸厚心狠不足以成功名,非善拍能吹不足以博位望,名流即是下流之别名,好人坏到坏人所不齿。
"骂得多么精彩,多么文学艺术。台湾的李敖以善骂著称,他喜欢用"剥什么什么人的皮"这样的题目,一搭眼便让人看见恐怖,他的恐怖和他骂的恐怖抵消等于零。李敖自吹五百年来没有比他好的文章,张季鸾之死离现在才刚刚六十年。
在抗日战争发动一周年之际,《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署名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此文是张季鸾代笔,其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更是张季鸾的得意之笔。张季鸾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他的大恸;而没有看到以后的大规模内战,也应该是他的大幸。
以前我们很难听到张季鸾的名字,甚至连专业搞新闻的也对其人不甚了了,或许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骂之后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
于右任早在1910年的《民立报》上发表过一组文史随笔,其中一篇谈辛弃疾的词:"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
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于右任说:"世传此词为辛幼安赞成韩(佗胄)相开边之作,以为幼安病。或者又谓其非幼安作。予谓此词光焰万丈,韩自失败耳!即为幼安作,何足为病!
国事日艰,文人笔墨,皆带一种肃杀之气,亦属不祥。齐唱《大风》,此日何日,予亦愿作《大风歌》也。"于右任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季鸾,理解一切出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心艺慨。张季鸾死后,灵柩归葬陕西,于右任把他送到重庆郊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他有礼敬之词。
于右任作《悼张季鸾先生》,追述了他和刘古愚的学问渊缘:"古愚师治《通鉴》、《通考》甚精核,又刻欧阳公《新五代史》,先生得师承观览,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而后来历办各报以至今日《大公报》论述之成功,其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固早有所受之也。"〔6〕于右任自己也是一位老报人,他谈张季鸾就像在谈他自己。这是心灵的交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