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四不方针 12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
《传媒“乱象"与“把关”》周建青2010
《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程正团2010
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 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一年级 岑芳园 2011200491
我国报刊业历经了一段困难重重的发展之路,它“起源于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 ①,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纸??而到了如今21世纪,一个媒体狂欢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时代,虽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报纸依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重要性和必要性,仍然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据09年中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②)
显而易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为报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更多的专业人才,更现代的运作模式,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更广大的受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此刻的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世界的飨宴?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与报纸业在物质方面发展的饕餮大餐相比,精神领域的我们食不果腹,头脑空空。
文化快餐时代,报纸似乎也不可避免感染了某些令人诟病的症状。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喧嚣浮夸的标题,越来越空洞无物俗不可言的内容,猎奇炫富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风尚,庸俗媚俗低俗化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夸大其词虚构捏造已不足为奇,“白纸黑字”都须得再三思量。
在报纸热衷于铺天盖地报道名人隐私社会晦暗来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心理的时候(“艳照门”事件可谓典型),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索,只知盲目地追逐所谓热点爆点来哗众取宠的时候(如 “华南虎照”事件之纷扬),甚至记者丧失职业操守收受金钱沦为企业大亨高位权贵者的发声工具的时候(河北蔚县矿难竟有10余名记者收取封口费)??夸耀现代报业在设备上的先进,销量的惊人数字诸如此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以把自己卖出去为根本目标的报纸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灵魂,而以金钱、地位和名气为职业生存目的的报人也已不再具备存在的真正价值。
报业的种种乱象让我们不得不静心反思,回溯中国近现代报刊业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年,被称之为中国现代新闻业的肇始之年③,有那么一份叫做《大公报》的报纸归去来兮,有那么一个叫做张季鸾的可敬报人,在他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一篇社评中提出了 “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季鸾先生具体解释为“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④(下同)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①圃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⑤《张季鸾和大公报》王润泽 中华书局 第1版第40页
⑥《望军政各方大觉悟》张季鸾,《民国丛书》第一编98册,《季鸾文存》第一册第53页
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或许有人以为如此豪言壮语难为却易发,但当我们将这一宣言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时就会发现,敢于如此旗帜鲜明地宣告对独立新闻舆论的办报理念的提出,需要怎样敏锐开放的思想以及怎样巨大的勇气。
回顾历史,20世纪初,自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近代中国陷入了一个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时代,而1926年,民国十五年,又是极为血腥残酷的一个年份,段祺瑞下台,张作霖、张宗昌联合进京,中国杀害报人的恶性事件再度发生,名记邵飘萍,林白水被捕后旋即被枪杀,《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侥幸才逃过一劫。一时之间政治形势异样严峻,新闻界噤若寒蝉。。
此外,当时虽有大大小小较多报纸出现,但种类却少得可怜,正如胡适所言“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作生意经的打算。”⑤并且,国人办报也极少有长远打算,拉来一笔资金或者一个政治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完结了。
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以及报业自身弊病流毒重重的情况下,报人张季鸾在复刊的《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将报纸清晰定位为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秉持理性精神的公共舆论机关,是何等的难能可贵!此中体现的报人之独立品格是何等的令人肃然起敬,此中彰显的促使报业走向成熟独立、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发挥舆论引领作用的深刻探索思想不论对当时还是对现在都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更值得称道的是,张季鸾先生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坚定不移地这么做的,《大公报》在他的苦心孤诣的经营下充分彰显了这一办报理念。
“不党” 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张季鸾先生痛感当时政党倾轧纷乱,利用报纸为各自摇旗鼓噪之局面,故作此语,禁止本社成员加入任何党派和政治组织。深究其言下之意即是超越党派利益,从国家、公民的立场发表评论;报纸并不是一党或者一人之私有.
而应当是公众的事业,反映国民社会的呼声。新记《大公报》和张季鸾的言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倾向性,但那都是他们独立思考运用自身的智慧为社会国民考量之后得出的结论,尽管可能有所偏差,却并不为私人利益所左右。
张季鸾先生与蒋介石私交甚笃:1934年某天,蒋介石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而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由可见蒋对他之推崇。但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一报人,与蒋并无不正当的利用关系。一直以来,张季鸾先生都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
抗战前,面对国难,面对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发表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痛斥:“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责亦无以谢国人! ” ⑥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尽管被评说“小骂大帮忙”(毛泽东语),在文革中《大公报》更是被扣上了反共的大帽子,但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要求全国报刊登出“新四军为叛军,军长叶挺“革职”,“军阀审判”??”通告, 而 《大公报》在接到了中共方面对真相解释后所发表的社评,通篇不见“叛军”、“叛变”字样,表达了中共的同情态度和对中共坚决抗日的认可。
张季鸾先生虽然与共产党政见不同,但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之心决不能可能被否认也无法被否认。先生去世后,周恩来等人称其为“报界宗师”,“谋国之正,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也肯定了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当然,张季鸾先生所提出来的“不党”是应对当时纷乱局势,谋求报纸政治独立的一种对策,有着其历史根源。而在如今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党”不可能完全适用。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国报业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正确地站了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
“不卖”从张季鸾先生解释中即可知是:坚决抵制金钱对报纸、报人的侵蚀毒害,决不
以金钱交易言论。否则,无经济之独立、必然无法保障报纸言论之自由与独立。由于报纸既担负着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责任,又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的使命,一旦被别有用心的金钱主人所雇佣,极有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损害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乃至社会公共利益,引发的危害难以估量。因此张季鸾先生坚持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
在1931,《大公报》办的已是有声有色,“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⑦之时,但其敢说敢言针砭时政之论不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畏惧和不满,决定以资金十五万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约七百万的巨额)收买张季鸾及《大公报》,张季鸾在总编辑办公室中收到这一张汇票,当即把所有报社人员叫来,拿着汇票侃侃而谈,重申“四不主义”“报人气节”之后坚决把汇票退了回去。
而反观现在,考量报纸对于“不卖”二字的实践,却无法对报界先驱们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7月7日,《甘肃日报》在主要版面上刊发报道称“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受此“利好”消息刺激, A股市场陕西板块于次日出现飙升行情;但就在当日晚报社又发布更正,“第五直辖市”内容失实,于是陕西板块开盘大面积回落。
这次突兀而起,严重扰乱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的大幅涨落,实在不得不让人怀疑有难言交易在背后操纵,指使报纸作出不实报道以牟取利益。
如今虽已是商业化社会,但报业有着其自始至终不变的独特行业特性,其发表的言论牵涉广极大极,甚至有一石激起千层浪之效应,因此报业行为所要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经②济效益,至关紧要的社会效益更不能被忽视;并且在两者冲突时,应当以社会效益为重。
至于“不私”两字,我以为有双重含义,一是要求报人须得实事求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 ⑧,对所报道的新闻、所发的言论严肃负责;对读者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对待。张季鸾先生在从业几十余年中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如在《党祸》中严肃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激烈反对屠杀青年。
又如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张先生又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
1937年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同时代著名报人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
”“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而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张季鸾先生还向同人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大公报》从复刊初期入不敷出的艰难经营状况一步步走到抗战期间,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各大报纸均以《大公报》抗战言论马首是瞻,多篇独家通讯、社评在民众口头广泛流传的辉煌;而到了极盛期,报纸发行量达到20万余份,保持了当时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销量。
这一发展历程正是人们对《大公报》矢志不渝地实践“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⑨精神最大的认可和激赏。
二是,报纸始终明确社会公器之定位,拥护国民公众之利益,只要出自“公心”,于国于民有利,《大公报》即为其平台。在1941年《大公报》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章时,张季鸾又重申: “??除去良心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的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
在公的意义上,则全国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正义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自己的机关报使用。”《大公报》极具特色的“星期论文”栏目即体现了这一点,从1934年至1949年,每周一篇从不间断,先后两百多位作者参与,包括如胡⑦《收获与耕耘——贺《大公报》发行一万期》 蒋介石1931
⑧《本社同人的声明》张季鸾(重庆《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15日
⑨《大公报》的第一号“大公报序” 英敛之 1902年6月17日
适、傅斯年、黄炎培、费孝通、陶希圣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话题涉及物价问题、内战问题、学生问题等等,而文章观点有时并不与报社主张完全一致,甚至意见相左,但都坚持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使得报纸言论不为报社自身垄断,而实现了意见多元,百家争鸣,达到“收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 ??以公众作为最后评判”⑩的目的。
显然,“不私”对当今报业有着十分警醒之用,当今社会,记者拥有比一般普通人更具权威的“话语权”,这使得有些记者产生了自我膨胀的意识。一些流行在记者圈里某些词汇如“灭” “封杀”等,充斥着一股逆我者亡的霸道,十分不利于报道的客观和公正性的保障。
并且相关案例也是屡屡出现,仅2010年据新华社报道,竟有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食品质量报等七家报刊之多因进行有偿新闻、不偿新闻(即不付钱不给发报道),甚至以负面报道相要挟,对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勒索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而被新闻出版总署查处。如此种种,相较《大公报》之报格,如何不叫后辈羞惭无地!
“不盲”要点有四,谓之“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主要针对报人而言,要求其独立思考判断,提升专业素质,深入调查分析最终作出真实可信经得起事实检验的报道。续刊以来,《大公报》基本忠实地践行了这一要义,它率先打破当时依赖通讯社办报的陋习造成消息不确的状况,建立了一个覆盖面广、机动性强、拥有反应灵敏的记者、特派员、通讯员的新闻采写网。
地方通讯和本埠新闻完全由本报记者和通讯员来写。有一段时期内甚至做到完全不用外稿。
此外,《大公报》经常派记者实地调查,报道第一手的新闻事实,建立起“消息确实”的声誉,如《大公报》派记者范长江只身赴陕北采访西安事变真相和共产党的新政策,向世人展现了红军长征的真相,引发了良好的广泛反响。
而在当代,信息通讯技术之发达,设备之先进,远非民国时期可比,新闻报道理应更翔实更可靠,但实情却并非如此。报纸同质化倾向却日趋严重,异见被压制,出现众多报纸言辞呈现一边倒的状况;报道的质量堪忧,尤其是与科技有关的新闻,出错率较高,如09年5日15日《解放日报》某文将功率单位“瓦”误为“频率单位”等;而更严重的是虚假新闻层出不穷,如 2010年《都市消费晨报》《新疆日报》虚假报道“喀什房价翻倍”的不良事件,正是某记者为了争抢发布“独家新闻”,未深入了解情况、未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核实信息,仅凭个人主观臆断和道听途说的消息下笔,结果造成报道失实。
以上种种,显然都违背的“不盲”的要旨,当代报社报人不可不警惕,不可不引以为戒。完善新闻采编流程管理,规范新闻采访活动,提高记者专业素质,加强职业道德和操守的教育,更好地呵护报业报人的形象和公信力,正是“不盲”给我们的启示。
总而言之:“四不”方针在将近百年前提出,但敢问在中国当今社会,能有多少报纸能慨然应诺,毫无愧色宣称自身对其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落实?历史青苔遍地,斯人已逝,但张季鸾先生身为报人的操守气节值得宣扬和学习、所提出的“四不”方针思想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但仍旧具有着经久不衰的思考和学习借鉴的价值,对于我国现代报界发展和真正的成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