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四不主义” 《大公报》的“四不主义”
报纸发展至关重要。他曾对重庆《大公报》的员工说:“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的这张报纸是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是为了某一派别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新记《大公报》续刊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四)张季鸾与新记《大公报》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只是老报头上有如下新注:“本馆创始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当日署号为“8316号”,显示悠久历史。续刊号出两大张八版,第一版上半部为大字刊登的《本报启示》、《大公报续刊辞》以及张季鸾署名为“记者”的《本社同人之志趣》。
第二版为要闻版,在《两湖战事牵动东南》的大标题下,编发九篇报道,其中有胡政之撰写的《武汉警告中之大局写真》。第二版下和第三版上为国内外短讯,下为广告。第四版为《经济与商情专版》。第五版为广告专版;第六版为各地通讯;第七版上为“本埠新闻”,下为广告;第八版上为文艺副刊,下为广告。
《大公报》创办伊始,条件十分艰苦,吴、张、胡各尽职守,以只许成功的决心,专心致志办报,为这份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工作,晚间到报馆同胡政之、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评。在报馆业务方面,他主要掌握经营方针和购买纸张。
胡政之每天清早七八点钟便到报馆,着重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阅读报纸,中午和经理部同仁一同就餐,午间稍事休息,便督促白班和采写人员进行工作。张季鸾主要忙于编辑工作。他每晚都到编辑部当班,经常工作到第二天早晨两三点,有时要熬到天亮。
他到班后,首先评比京津各报短长,对本报的好稿给给予表扬,漏掉的重要消息或较他报逊色的稿件,提醒当事人注意。他把各地寄来的电稿剪裁分类,次要的关照编辑如何处理,重要新闻留待他自己制作标题。重要版面的大小样,他都仔细审阅,有时还要重写标题。
(五)走向全国、走向成熟的《大公报》
1936年春天,张季鸾创办上海《大公报》,地点设在上海法界。但《大公所》上海版的发行困难重重。当地报纸发行基本上掌握在大报贩手中,报贩有一定的组织,几近帮会性质。他们控制从多小报贩,对报纸的零售大有影响,他们拥有大量的固定订户,这是报馆的命脉所在。胡政之和张季鸾来上海不久,天津《大公报》便因为时局紧张而面临关闭。上海暂时成为工作重心,因此为胡政之和张季鸾所看重。
二、“四不主义”的形成过程
1926年《大公报》续刊时总张季鸾第一次明确提出来。之后的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张季鸾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重申了“四不主义”精神:“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
„„而不隶属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兼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以上张季鸾所言概括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之本质所在。天津版、上海版的《大公报》以及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重庆版《大公报》和胡政之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