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崇敬的医学泰斗 裘法祖
从医65年,裘法祖用手中的手术刀切开了我国外科手术领域非凡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开展分流术和断流术,并创建了“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60年代,在手术中确诊全世界第一例临床脑血吸虫病;80年代,在无数次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筹建起我国第一所器官移植研究所……他改进了20多种普通外科手术。在中国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的实验研究。 他是我国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主要开拓者之一,我国器官移植外科主要创始人。
裘法祖,1914年12月6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1936年,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他只身远赴德国。3年后,他获得了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40年,裘法祖正式进入他的外科生涯,在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一年以后,他的导师才允许他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在做第三个阑尾切除手术时,发生了一件影响裘法祖一生的事。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导师的一句话却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他说,“裘,这是一位有4个小孩子的母亲。”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裘法祖在德国得到了“外科专科医师”的头衔,并担任土尔兹市立医院外科主任。同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即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许华平(Schwabing)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
1945年,他与慕尼黑大学医学生裘罗懿(LoniKonig)结婚。同年被聘担任土尔兹(Tolz)市立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10月,裘法祖携妻儿回中国。在香港转法国海轮回上海,途中一位旅客被一精神病人用匕首刺破肝脏,血流不止,病情十分危急。裘法祖挺身而出,同船另一位中国医生为其当助手,迅即为伤者缝补肝脏,缝合伤口,手术顺利,病人转危为安。法国船长对中国医生具有如此高超的技术极为震惊,中国旅客深感扬眉。船抵上海次日,沪地《申报》等几家报纸都报道此事。
1947年初,裘法祖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现同济医院前身)先后担任外科副主任、主任、教授。
二战结束后,应该说相比在德国的生活职业都稳定了,也不一定要回中国。但是裘法祖说:“我最终是要回来的。因为我们的鼻子是塌的,面孔是黄的,中国是我们真正的家。虽然在德国地位很高,下面的医生对我很好,也很信任我,病人也对我特别好,可总觉得还是应该回来。”
1952年,裘法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任顾问,在长春军医大学救治志愿军伤员。
建国前后,中国外科水平低,能施行胃大部切除、胆囊切除等手术的医院寥寥可数。裘法祖于1948年接任外科主任后,立即开展了七八种当时属于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如结肠后比尔罗特(Billroth)氏Ⅱ式胃大部切除术、总胆管十二指肠吻合术、直肠癌根治术、乳癌根治术、局部麻醉下的甲状腺大部切除术等。1947年至1950年,裘法祖多次在上海外科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总结出来的操作方法,使这些手术方法推广到各地。以后又陆续开展了保留肛管的直肠癌根治术、胰头癌根治术、肝叶切除术、门腔静脉和脾肾静脉吻合术等。外科学前辈黄家驷在1949年推荐裘法祖接替自己担任上海外科学会第二任会长(当时尚无全国外科学会)。
1956年,裘法祖随校迁武汉后,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后改名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1978年后,先后担任武汉医学院(后改名同济医科大学)副院长、院长。他担任院长时期,为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与武忠弼教授一起筹建同济医科大学实验医学研究中心。1985年他任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1956年至1991年他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和理事、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和顾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会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第二军医大学外科顾问、教授。1956年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199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60多年来,裘法祖创立的“裘氏刀法”点燃了一个个患者的生命之灯。
在外科手术方面钻研,裘法祖改进的手术操作不亚于20多种。突出的有:局部麻醉下甲状腺大部切除术。此种操作手术野显露非常清楚,层次分明,定位正确,出血少,避免了喉返神经和甲状旁腺的损伤。
胃大部切除术。胃肠吻合前先缝扎胃粘膜下层血管,使手术后吻合口出血大为减少;改变国外切除胃体积75%以上的老规则,切除部分仅稍稍超过50%,术后病人不会发生小胃症状,溃疡又不会复发,远期效果满意。
从1954年末成功完成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到80年代末,国外器官移植已经挽救20多万人的生命。
而在中国,最早迈出器官移植第一步的就是裘法祖。上世纪80年代,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器官移植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器官移植杂志。
直到现在,裘法祖主持的肝移植仍然保持着两项全国纪录:例数最多,存活时间最长。
2003年12月,同济医院成功为两名尿毒症患儿做了肾脏移植手术,为他们提供无偿捐献的是一位脑死亡者。这是我国首例脑死亡捐献器官供临床手术的病例。
对于这次手术,裘法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同时积极为器官捐献和脑死亡的立法奔走呼告着。
他连任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脑死亡问题,他在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提案。他说,提出脑死亡其实是非常科学的。脑死亡的最大意义是改变现在的医疗常规和促进我们国家急救医学的发展,而不是器官移植的发展。
他说,心脏疾病如冠心病、心肌病,伴有广泛心肌损害、严重的心力衰竭,估计难以存活6个月以上的病人;肝脏疾病如终末期肝硬化、儿童先天性胆道闭锁、晚期肝癌等;胰腺疾病如胰岛素依赖型(Ⅰ型)糖尿病伴有严重并发症者;肾脏疾病如慢性肾炎、多囊肾等所致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这些病人只能通过器官移植才能获得第二次生命。据统计,每年每百万人口因慢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在100人左右,且多为青壮年,这就清楚地表明器官移植的重要性。
问题的关键是,我国临床习惯以心脏搏动停止或呼吸运动停止作为死亡标志,但近年一些国家随着器官移植的进展,死亡的标准有了改变,即所谓“脑死亡”。不少病人获得了脑死亡人的脏器,从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目前在我国仍然以心脏停搏和呼吸停止作为临床人体死亡的标准,因此许多已经脑死亡的病人仍然在进行长时间的无效抢救;国家每年为此支出数以百亿计的医疗费用。
裘法祖呼吁,如果在我国能使国际上通用的“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概念获得整个社会舆论和法律上的承认与支持,将脑死亡者作为器官来源,则我国将有千千万万的病人能得到有效的器官移植治疗而获得新生。
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重要。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一个好的医生就应该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