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相与 互敬如宾——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的老师张伯苓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周恩来同志与张伯苓先生交往近40年。于私,师生情谊;于公,团结统战。
这段被南开广为流传的佳话,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周恩来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受张伯苓的喜爱。周恩来常到张伯苓校长家去长谈,校长总是留他吃饭,吃的玉米面饼子、熬小鱼。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刚从日本回到天津的周恩来被张伯苓批准免试进南开大学文科,并让他参与教育改革事宜。周恩来对南开、对师长一直感念不忘,始终对张伯苓执弟子礼。
1926年4月5日是张伯苓的50寿辰。在广州的南开校友要聚会庆祝。当时,正是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不久,周恩来正忙于给被迫撤离国民革命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二百多军队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安置工作,但他还是抽暇参加了庆寿会,并和老同学孟治等人谈起张伯苓对教育的贡献。
1928年12月,周恩来化装成商人,身穿长袍,留着胡子,从上海乘轮船来到天津。这是他奉中央政治局派遣,来天津解决顺直省委的问题。在天津时,周恩来特地看望了老校长张伯苓。在白色恐怖下周恩来还秘密地来看他,这使张伯苓很受感动。
周恩来了解老校长的政治态度。他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希望中国实现清明的政治。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这时,张伯苓更加主张抗日救国,他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北方青年学生中的威望愈来愈高。
1935年上海抗战后,张伯苓明确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1936年4月又有一次机会谈起张伯苓。那是9日夜在肤施城内一座教堂中与张学良会谈的时候。
张学良同周恩来一见面,就说:我和你是同师。周恩来很奇怪。张学良回答说:我原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才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两人从谈论张伯苓开始,进而谈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事。
"同师"的情感,为会谈增加了亲切而轻松的气氛。这时,党已决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周恩来自然想起了他的老师张伯苓。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在瓦窑堡写信给张伯苓,赞扬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国热忱;说明中共主张"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现团结抗日的方针。信中写道:
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做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闻欤?
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已于十一月出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先驱,集中河北。不图阎氏阻挡于前,蒋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是实现广田三原则中日"满"共同防共之要旨,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
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
事急矣!东进匪遥,率直进言,幸赐明教,并颂教祺!
抗日战争暴发后,周恩来与张伯苓有了较多的见面机会。1938年5月,张伯苓到武汉为南开募款。当时武汉云集了许多南开校友。在南开中学时比周恩来低一班的吴国桢正任武汉市市长。
周恩来也在武汉。他是共产党八路军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并在这个委员会中任政治部副部长,住在汉口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了宣传抗日,扩大统一战线,周恩来足迹遍及武汉三镇,对文化界、艺术界、妇女界和青年界广大群众发表演讲。
张伯苓到来后,武汉的一百多名南开校友聚会欢迎张校长。欢迎会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举行。周恩来偕邓颖超以及刘清扬联袂而至。周恩来身穿藏青色哔叽中山装,浓眉朗目,神采奕奕。
他的到来,会场顿时热烈起来。他亲切问候校长,并和校友一一握手。会间最动人心的是他那言宏词峻、声音洪亮、富于感染力的发言。他向校友们分析了抗战形势,指明了努力方向,同时深情地回忆了在南开时所受校长的哺育和南开校风的薰陶。
他说:"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二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张伯苓认真地听着周恩来的讲话,他从心里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他不由地记起蒋介石的谈话。
蒋介石曾对张伯苓说:"周恩来是一位讲道理的共产党员。"张答道:"南开的学生都是讲道理的。"此时此刻,张伯苓听得高兴地笑了。会上还放映了有关南开和校友的照片。当屏幕上映出长征途中戎装而又鬓须冉冉的周恩来影象时,张伯苓用手杖指点着对大家说:"这个脑瓜儿要值十万块钱呢!
"在座的校友都知道,抗战以前蒋介石曾以近十万元的高价悬赏周恩来的首级。有些校友说笑话:"校长可以领着周校友到蒋先生那里,向他要几十万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吗!"张伯苓笑了,周恩来和大家也一起笑了起来。周恩来应邀参加了张的募款活动。同月间,张伯苓在汉口味腴川菜馆请周恩来、吴国桢等人吃饭,席间商讨了建设后方南开之大计。
此后,张伯苓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蒋介石拉拢在北方有声望的张伯苓为副议长。自此七八年间,张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他对蒋介石很迷信,把蒋视为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他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终究比北洋政府好些。
因此,他常在参政会上说:"要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来到重庆。张伯苓居住的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便成为周恩来开展统一战线的阵地之一。
当时,张伯苓住的重庆南开中学宿舍——津南村是社交活动中心。傅作义、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都住在那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陶金、钱千里等常去津南村,国民党方面的要人,如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以及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也是常来常往。
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抗日,几乎每周末都到南开中学,同张伯苓或校友会面,通俗易懂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毛泽东主席的思想,阐述八路军将士的壮烈事迹,回忆长征故事,指明救国方向。
张伯苓和师友都很愿意倾听他的意见。有时在张伯苓家里还和吴国桢等人激烈辩论,驳斥国民党的谬论。张伯苓对他们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回答:"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
有时,张伯苓也请周恩来到校与师生公开见面。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邀到南开中学作报告,张伯苓破例亲自主持会议,向全校师生介绍校友周恩来。周恩来作了《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并结合实际对南开的"公能"校训作了新的阐发。他说:"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神圣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国家。"会后,张请周恩来、邓颖超吃饭。
周恩来在与张伯苓接触过程中,对末微细节都想得很周到。每逢年节、校庆、张伯苓生日,他总是赶到张伯苓府上向老校长祝贺。1939年3、4月间,周恩来到浙江、湖南、广西等地视察工作,还嘱邓颖超派人送花篮祝贺张伯苓64岁寿辰。张伯苓十分感动,校友们也说:"周先生的工作真细致啊!"1944年10月17日,重庆南开中学举行校庆活动,同年又恰逢张校长70大寿。南开校友及重庆军政要人都来祝贺。周恩来到来后,见校长寓所外置有滑竿一乘,便请老校长坐上滑竿,又招呼张厉生一起抬着老校长走了一圈,引得大家拍手叫好,张伯苓也乐得合不拢嘴。这两人分别在国共两党任职,又同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以部长之尊,甘当轿夫,此举说明周恩来是何等敬爱师长。当然此事也有着他希望国共合作的内涵。这事一直传为佳话。第二天校园内壁报上写出一段顺口溜:"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周恩来对张伯苓很尊重。在国家大事上,无论校长的观点与他多么相悖,他总是和蔼劝导,从不强加于人。曹禺同周恩来一样,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曹禺曾回忆他和周恩来一起会见张伯苓的情景。他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张伯苓之弟,笔者注)。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得不对,不符合事实。"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
抗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援救进犯南洋的孤军,日本于1944年4月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入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分地区和贵州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为扩充兵源,这年冬天打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旗号,竭力鼓动青年学生从军。针对这个情况,周恩来又到学校对张伯苓进行工作,向他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武装力量的阴谋。张伯苓受到启发,事后他说:"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不是一件好事。"对这次"从军"运动,南开师生进行了抵制。
张伯苓晚年,曾经在蒋介石多次敦请下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但不久,就后悔出来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他在南京仅呆了几个月,便以养病为名避居重庆南开中学。此时蒋介石的政权行将覆亡。蒋介石退守重庆后,两次亲到张伯苓的住所,劝其一同逃往台湾。蒋飞台后,蒋经国又奉命前来劝行。张伯苓的心情很矛盾。此时,在北京的张伯苓的老友傅作义将军很关心他的安危,向周恩来报告了张伯苓仍在重庆的消息。周恩来当即决定要设法传达消息到重庆,不让张伯苓去台湾。恰巧当时正在北京的中孚银行总经理就要返归香港,于是便请他转告在港的南开校友王恩东,让王捎信给张伯苓。不久,张伯苓收到寄自香港的"无名氏"信,信云:"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熟悉周恩来中学时代的"飞飞"笔名,他知道这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对他的关照和爱护,从而坚定了拒不去台湾,迎接重庆解放的决心,掀开了他晚年历史的新篇章。
重庆解放后,张伯苓给周恩来写信说他"正在闭门思过",以后又表示希望北归。周恩来得知后,于1950年5月初亲自安排飞机接张校长及其夫人,并请在重庆的邓小平同志给予协助。同时,周恩来又指示政务院有关部门作好接待张伯苓的准备。
张到达北京时,周总理特派童小鹏同志和秘书何谦同志前往机场迎接。傅作义先生亲自陪张伯苓下榻傅的住宅。张伯苓刚到傅家,周总理就匆匆赶来亲切问候,共同回忆了在山城过从的种种情景。此后周总理常去看望他,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热情期待他的自我认识,耐心等待他的彻底转变。
张伯苓对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十分感佩。他对亲友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与政府高级官员谈话,还没有一个人像周恩来那样推心置腹。"张伯苓逐渐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新生,同时也承认了他过去迷信蒋介石的错误。
他向周总理讲了他对人民政府最赞成、最高兴的话:一个是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个是人民政府清除污官,经济建设。周总理对他的老师的进步由衷地高兴。周总理说,我和张伯苓先生总算是师生关系了,彼此了解,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过什么东西。我觉得一个人要等他自觉地认识才最有力量。
1950年9月,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住处设家宴为张伯苓饯行,欢送张回天津定居。周总理详细询问了张的生活安排,并写信给天津市长黄敬,请他关照张伯苓的生活。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病逝世,周总理立即赶赴天津吊唁,同时领衔组成张伯苓治丧委员会,亲自送了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张伯苓去世后,周总理一直关心张伯苓的家属。1961年经济困难时,周总理送去500元人民币,并嘱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照顾,直到她的去世。
一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一位是爱国教育家,他们多年倾心相与,互敬如宾。今天,当人们漫步在南开大学美丽的校园,瞻仰周恩来和张伯苓的塑像时,谁能不为他们的交往深怀崇敬之情呢!
(本文选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