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杨振声 徐志摩与沈从文:文人友情的典范
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观也未可知。文人之间,形成这么深厚情感的并不多,沈从文与徐志摩,几乎可作为一个典范,一段传奇。
1931年11月21日下午,山东青岛大学中文系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赵太侔等正在校长杨振声家吃茶谈天,突然得到北京来的一份电报:"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一时间,大家感到十分惊愕。在座的沈从文马上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一趟。
沈从文只买得一张三等车厢票。整整一夜,沈从文一直大睁着眼。虽然三等车厢大都是农民,他却想寻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想告诉他——一个诗人死了,徐志摩死了!随着火车碾轧的声音,沈从文想起的,是徐志摩那首标题为《火车擒住轨》的诗: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
是呵,"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可是,在生命之途,经人援手,而步上理想的道路,这其中的机缘,是何等神奇!对于这援手者,抱有深切的感念,是自然的。此时的沈从文,对徐志摩,正是抱着这样深切的感念!
1922年,在湘西当兵吃饭的沈从文,跨出了对他有着决定意义的一步——离开家乡,到北京,"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可是,沈从文似乎想得太简单了些。到北京,他本想求学,可仅有的小学学历,并不能让他考入大学,更不要说他想进的清华、北京大学了。那么,他就只好自学了。开放的京师图书馆,他一早进去,直到闭馆才出来。当时他的眼界,还在那些旧的杂书:《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之类。
图书馆不开门的时候,他便呆在会馆,在没有火炉的屋里,窝进被子,看他自己带着的那本《史记》。后来为了靠近北京大学,沈从文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找到一个由贮煤间略加改造的极小房间——"窄而霉小斋",这是沈从文为它取的斋名。
在这里,沈从文度过了精神上颇为丰裕、生活上极端贫困的两年时光。北京大学当时向一切人开放,沈从文就当了一名不注册的旁听生。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刘梦苇、黎锦明、陈翔鹤、董秋斯、司徒乔、焦菊隐、韦丛芜……他也听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课,甚至辜鸿铭的一段有关辫子的话,也予他以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精神上满足了,学问上进步了,可生活却困窘到了极点。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是靠着友人接济,这里蹭一顿,那里混一顿,或者,赊账:在公寓和小饭馆吃上几次。(数年之后,一次他从上海返北京,还在一家小饭馆的欠账牌上,看到"沈从文欠XX元"的字样)
为了生存,也为了把自己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表达出来,在这段时期,沈从文开始拼命写作。可是,对于一个学历低,没有一丁点名气的青年,社会最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向北京多家杂志报刊文学副刊陆续寄出了大量稿子,全部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这还不算,他后来还听说,《晨报副镌》的一次编辑聚会上,沈从文投寄的十数篇文章被摊在桌上,为众人奚落:这就是某大作家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的稿子,甚至因为没有邮资,连寄发出去都成了问题。这种屈辱,沈从文写进了一篇速写《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沈从文仍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的文章也渐渐零星地为几家报刊所接纳。但是,最早给予沈从文以充分认可,刊出其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最大限度激发沈从文创作信心的,竟然是先前曾奚落他的《晨报副镌》,那是在1925年10月之后。不过,当时编辑已换了人,这就是从欧洲归国未久的诗人——徐志摩。
1925年10月1日,在诗坛上已有相当名气的徐志摩,受朋友坚邀,出任《晨报副刊》(亦称《晨报副镌》)主编。报纸天天出,副刊也几乎天天有,这样一来,徐志摩就感到稿件有些不足。他又是一个不肯苟且的人,一般稿件,他看不上眼。所以,最初,他的办法除请好友支持外,自己也不得不大量写稿。其余不足,他当然得从来稿中间择选。这样,沈从文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经徐志摩刊发的沈从文作品,检《晨报副刊》影印本,最早应该是《一天是这样过的》。此文刊发于1925年10月21日,就在徐志摩接手办报的当月。第二篇是《夜渔》,刊发在当月26日,署名是后来沈从文常用的"休芸芸";第三篇为《卖糖复卖蔗》,刊于10月29日。
沈从文当时还主要是从个人出发,去叙写生存感受;或从经历中,抽出片段,认真描述出来,还没有突显出后来文字运用的自在和从容,可语言却由于融入了家乡特点,不是一般半生的书面用辞,算得上生动可感;从形式看,散文、小说,还有诗歌,都在尝试,《卖糖复卖蔗》就是一首叙事剧似的"拟曲"。
一月之中,沈从文在这家有影响的报刊连发三篇作品。而且当月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有胡适、梁启超、张奚若、刘海粟、陈西滢、凌叔华、余上沅、舒新城、闻一多、朱湘、赵元任、冰心、江绍原等一干名流,沈从文能跻身其间,想来信心一定会大大增强。
这之后,徐志摩还与沈从文见了面,从沈从文那里,取去了一册稿子,这就使得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月,徐志摩一口气发表沈从文各类作品达七篇之多。对于身陷困境的沈从文,这份提携,这种见重,来得多么及时,多么重要。
说起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欣赏,可以举一个例子。当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刊出了沈从文的一篇散文《市集》。这篇被作者注着"故乡归梦之一"的文字,精美、细致而鲜活地描述了家乡"市集"的景象,叫今天人读去,仍觉着富有神采。非常特别的,是徐志摩在文末写下的一段文字,干脆就是"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象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将沈从文文章的自然比作"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再恰切没有了。可是,这却引起了沈从文的不安。原来,这篇稿子先前曾交给过《晨报副刊》前任编辑,署的是"休芸芸"这个笔名,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沈从文便将此稿通过熟人发表在《燕大周刊》上;另一位朋友看见喜欢,又拿去转载到《民众文艺》上;此时徐志摩再拿出来发表,已经是第三次面世了。
沈从文感到有些对不住徐志摩,便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寄给徐志摩:"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糟,想法声明一下吧。
"在陈述了一些事实经过后,沈从文说:"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背膊发麻的按语……"这篇短文,徐志摩给登了出来。在文章后面,徐志摩又加了一节附言,写得有趣有味,值得照引: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志摩
注意,徐志摩在这里虽然文字有些俏皮,可意思明白,沈从文的作品,是可以入"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之列的。不妨说,这是别一种的"志摩的欣赏"。
随着沈从文受到《晨报副刊》的推重,沈从文慢慢在文坛立住了脚跟。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多样文体的合集《鸭子》;1927年,徐志摩参与其间的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集《蜜柑》。
对于徐志摩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当然绝不能忘怀。1936年,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由衷之言:
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伯通先生,杨今甫先生,丁西林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其中特别提到徐志摩,那份知遇和感恩的心情,表现得再明白没有了。从实际看,徐志摩对于沈从文的支持帮助,也当得起沈从文的这番肺腑之言。
由此结下的友谊,在他们之间还一直在延续。1927年后,随着中国政局发生变化,政治中心向南转移,上海日渐成了中国文化繁荣之地。沈从文常发表文章的几家报刊,有的迁往了上海;出版他两本集子的"北新"和"新月"书店,也先后迁往上海;在上海享有盛誉的《小说月报》,也开始接纳沈从文的作品……这诸多因素使得沈从文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上海求发展。这成了他生活的又一大转折。
到了上海后,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联手,办过刊物,搞过出版,可最终没有获得成功,还欠下的一堆债务。为摆脱困境,他们决定分头寻找出路。此时,徐志摩又对沈从文伸出友谊之手。1928年,当沈从文在上海为生活挣扎时,徐志摩曾给他写信:"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
"可沈从文没有回北京,而觉得卖文没有了出路,又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徐志摩听到他的打算,不同意: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此时,胡适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由于徐志摩的推荐,他便将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聘请到中国公学来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当然,胡适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为了人情,这与他想改造中文教学只偏重古典,只研究理论的观念有关。他想通过有文学创作经验的老师,来提高学生对创作的感性认识和兴趣。在后来的日记里,胡适还有这样一段话: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按:即陆侃如、冯沅君)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见1934年2月14日日记)
沈从文后来这样说:"这个大胆的尝试(按:即启用小说家任教)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按:胡适的第一本诗集名《尝试集》)……"
在中公,沈从文寻到了自己的爱人张兆和。他们的浪漫故事已广为人们所知,此不赘述。不久,胡适由于试图干预政治,受到当局挤压,被迫辞去校长职务。沈从文随即也跟着离开。经胡适、陈西滢努力,沈从文去往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为救援被捕的胡也频,接下又陪丁玲送孩子回湖南老家,沈从文耽误了武汉大学的课程,便不回去,又呆在了上海。湖南之行,沈从文还从徐志摩那里借了一笔钱,作为路费。
1931年秋,经胡适、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又应聘去杨振声为校长的山东青岛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得到了徐志摩的死讯。
从他与徐志摩交往的整个过程看,尤其初期的大力提携,使得沈从文对徐志摩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孙大雨、陈梦家等,均为徐志摩的同仁,有几位堪称至友,却只是沈从文一人搭夜车去了济南,送徐志摩最后一程。
徐志摩去世,"给沈从文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梁实秋语)。之后的不长时间,在纷繁的情绪中,沈从文写出一首诗,来纪念徐志摩:"多少人从你有活气的生活里,/贫血的脸儿皆不免泛一点微红……活下来你是一堆火,/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焚烧。
"这是说徐志摩的热情与活力。不久再起一首诗的头……可惜,这两首诗都没有最终完成,生前也就没有发表出来。一直到三年之后,沈从文才写下并发表了第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字《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前他给胡适等人写过多封信,报告徐的后事情况,促使为徐志摩出版著作,搞纪念活动等等)。
文章陈述了徐志摩逝世情况后,对徐志摩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他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
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志摩人虽死去了,他的做人稀有的精神,应分能够长远活在他的朋友中间,起着良好的影响,我深深相信是必然的。
这样高度评价之后,沈从文仍感不足。之后,他又写出了《论志摩的诗》,不仅高度评价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还涉及到徐的散文:"其文字风格,便具一种诗的气氛。文字中糅合有诗的灵魂,华丽与流畅,在中国,作者散文所达到高点,一般作者中,是还无一个人能与比肩的。"
再之后,沈从文以给学生讲课的方式,写出又一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
在写作上想到下笔的便利,是以"我"为主,就官能感觉和印象温习来写随笔。或向内写心,或向外写物,或内外兼写,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方法上变化多,包含多,体裁上更不拘文格文式可以取例作参考的,现代作家中,徐志摩作品似乎最相宜。
徐志摩作品给我们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感情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圆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幻眩目。他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代表他作品最高的成就。写景,写人,写事,写心,无一不见出作者对于现世光色的敏感,与对于文字性能的敏感。
1935年12月,距离徐志摩逝世已经四年了。沈从文在自己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组织了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在"附记"里,沈从文写道:"死者的诗歌与散文,兼有秀倩与华丽,文字惊人眩目,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可以称为一朵珍异无比的奇花。
""死者那种心胸廓然,不置意于琐琐人事得失,而极忠实于工作与人生的态度,以及那种对人对事的高贵热情,仿佛一把火,接触处就光辉煜然,照耀及便显出一分生气的热情……"
对徐志摩的感念,一直持续到了沈从文的晚年。
1980年,穿过了漫长的时间隧道,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沈从文又一次复现在国人视野。这一年,他去美国讲学,见到了当年徐志摩介绍给他的朋友王际真。在王际真家里,他看到了自己当时向王报告徐志摩遇难的一封信。这又勾起了他对徐志摩的无限思念。回国后,他写出一篇动人的文章《友情》,再一次谈到了徐志摩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徐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
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徐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沈从文还专门谈到徐志摩的对人"纯厚处"对自己好的影响:"到我作《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对陌生作者的态度,即充分反映出他对我的好影响。工作上要求自己严,对别人要求却较宽。"
从为文到为人,如此分量的友情文字,沈从文似乎还未在其他人身上用过。我们可以领会,他的这些有分量的话,是真诚而切实的。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观也未可知。
文人之间,形成这么深厚情感的并不多,沈从文与徐志摩,几乎可作为一个典范,一段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