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饥饿了一生 要么身体 要么情感
但还是很失望,因为装。整个观影过程中,你几乎能感觉到许鞍华那张老脸,在镜头外的某处,真理在握似地叨叨: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尝试,要摒弃商业电影的浮华,反映更真实的人性,做到……
但,目标与作品是两回事,正如眼高和手高是两回事一样。
这是一部文青才有福消受的电影,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是挑观众的,如果你不是萧红迷,没有萧红七七八八的八卦打底的话,极容易在紊乱的电影语言中,找不着方向,生出莫名其妙的被耍感。
当然,宅男们若是去影院泡妞,那真真是极好的,在几丈开的屏幕下,专心致志表忠心:唉,贱人就是矫情,你却连放屁,都有一股久违的清新。
和我同去的人,也是个非文青,对萧红不了解,3小时就在一头雾水中度过。不断问我,为什么这里突然这样,这是谁,这是怎么回事……他被许大妈搞得很挫败,几乎要抓狂。于是我成了片方的义工,为电影未尽的事业,作善后工作——用足以迷死奥巴马、放倒奥特曼、融化奥利奥的嗓音,在疙疙瘩瘩的剧情里,为他指路铺桥,猜测那些转折和变奏,到底在打什么小九九。
《黄金时代》在表达上创了新,它将顺叙、倒叙与插叙杂糅于一体,对白、旁白与独白混集于一身。主线是萧红的一生,但时空不时置换,一会插叙个情节,一会又从几十年后开始倒叙,借一个人的嘴巴,来补叙当前。
这就是对纪录片矫揉造作的模仿了。
和纪录片一样,伪纪录片《黄金时代》也用了大量亲友访谈、史料式镜头、信件复述、人物自述等纪录片摄影手法,构建事件,试图以假乱真。但亲历者和回忆者都是演员,创作方式又是剧情片的,搬演、再现、仿拟甚至虚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往往一段情节正在行进,忽然卡住,然后不知打哪冒出一人,闯入镜头,木着脸,开始评述那年那月那女人,硬生生把你拉出戏。妈蛋,这就是典型的不好好说事,与能力无关,与诚意有染。
再者,它徒有纪录片的结构,又没有纪录片的自然、客观、公允,以及对大局的控制——时代、人物、文学,都成了模式化的背景,归根结底,讲的还是萧红的性。
这正是萧红的悲哀,她一生主动选择噩运,将自己放逐于凶多吉少的未知,无非想作自己人生的主,不至于被设置,不至于成为男权社会的消费品。不想到了今天,她的身体、交际和私生活,仍然比她的才华,更能吸引大众,更能代表她的价值。哪怕是对女性极具悲悯情怀的许鞍华,也未能逃脱。
《黄金时代》原是2014年我最期待的电影,因为萧红,因为汤唯,也因为许鞍华。没想到竟是这样。那天影院的人极少,开演半小时,有人开始退场。一个多小时后,影院则干脆走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俩,顽强地钉在红皮椅上,对抗着许大妈的罗嗦无逻辑,也对抗着期待我们早点离场好收工的影院工作人员。
我很理解观众的离席。电影不好看,加上显而易见的装叉,和不合时宜的呓语式独白,使之成了一场漫长的自嗨秀。到最后,我忍不住刻薄地想:许鞍华和李樯太自恋了,《黄金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只满足了她们艺术独创的野心,但,为观众讲故事的初心,却被他们忘记了。
也许,有人要说,这并不是低级的故事片,人家玩的是传记。但,传记非得这么颠三倒四吗?人家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拍纪录片,同样是请了一拔演员,用12年时光,拍摄一个时代,结结实实地感动了无数人。和《黄金时代》的花里胡哨相比,《少年时代》浑然天成,一如时光之璞玉。
早些年的时候,看萧红的《生死场》,吓到了。脓血泪泛滥,疯子瘸子横行,屎屁尿枪炮弹纷飞,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激烈地推到我面前,以至于一连几天,我都无法出戏。
之所以无法出戏,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些沉重而龌龊的现实,全是我亲历过的乡村。月英有月英的镜像,金枝有金枝的对应,成业有成业的孪生兄弟,王婆有王婆的参照实体,甚至村口的歪脖子树,也有一颗,长在我出生的土坯房前。
虽然《生死场》后半段狗尾续貂,企图依附于某种社会思潮,但还是很喜欢她,把她写的书,她的传记,都找来翻阅。
萧红当然是有才华的,23岁,已经深谙世界之凶残,写乡村,写得生猛强悍,处处是令人倒抽一口气的蛮荒。写生活,写得冷硬、精准、苛刻,有钢针式的穿透力,轻轻一捅,就能挑破疮痂和脓包。即使写《小城三月》的爱情,也是自毁式的固执,如棉絮里的火籽,暗中烧着,要人命地压抑和炽烈,等到发现时,已经成了灰,只剩下一口叹息,堵在人的嗓子眼里,用尽半生去幽幽吐尽。
再然后,知道了她的生平,母亲早逝、父亲凶暴、逃婚、私奔、怀孕、被弃、满城流言与白眼、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新生儿送人、背井离乡、爱人出轨、被家暴、怀着前任的孩子再婚、战争、婴儿死亡、逃难、病入膏肓、早逝……人世间有千难万苦,每一种,都铺在她的生命前方,等她去一一领略滋味。
31岁,她早夭,濒临死亡的时候,最爱的人不在身旁。
“平生受尽白眼和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在异乡,孤苦地离开人世之外,留下的最后的遗言。其中悲凉,令人瑟缩。其中不甘,令人悱恻。
萧红是如此可怜,可怜到文艺青年很容易将她视为自己受难的姐妹,因她的爱而爱,因她的恨而恨,并哀叹生不逢时,不能帮她遮风挡雨,不能在她饥饿的岁月里,为她送去一个列巴圈。
可是,在萧红生平资料中,我们还是能在她的悲凉里,轻易发现她的不可爱。许广平怨她,说她总是不请自来,一来就坐半天,打扰鲁迅休息,甚至鲁迅的病重,她觉得与萧红都有些关联。
和萧军所生的孩子出生后,看护妇抱给她说,她摇着手,说:“不要!不……不要……我不要呀!”
而萧军,在萧红死后的许多年里,回忆她:“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以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
仔细想来,萧红的悲剧,原因颇多。外界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缘由,乱世,战争,冷漠世情,愚昧传统,稀薄的生存可能,专制的父权与男权,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还是她自身的原因:她软弱的内心、病态的性情,与不自立自尊的人格,导致她的自我祸害和自我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