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放羊 兩彈元勳王淦昌:上課曾一手拿講義一手放羊

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曾抱怨:學校要聘一個處長,往往會有好多教授、博導來應聘。當官就那麼重要嗎?

錢學森也有一個困惑:我們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物?

再一次拋出這兩個問題,是因為它和我們今天的主人公有關。從他的身上,我們或許能明白大師是怎樣“煉成”的。

王淦昌,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我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他一生致力於科學研究上的求新與創造,他的名字始終和科學上的重大發現緊緊聯繫在一起:探測中微子、宇宙線研究、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兩彈突破、大型X光機、慣性約束聚變……對於王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評論說: “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項,就足以在中國科技發展乃至世界科技發展歷程中名垂青史。

”無疑,他是一位學界泰斗、科學大師,可我們今天的故事卻不是從他的學術成就講起……

(一)要做科學家,不做科學官

愛因斯坦曾說過:“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還要大。” 王淦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感召著一代又一代年輕的科技人員,而他的選擇也給了文章開頭的問題一個最好的答案。

1982年,王淦昌主動辭去了核工業部副部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專門領導一個小組,繼續從事鐳射核聚變研究。古稀之年,辭去“大官”做 “小官”,閱讀文獻、指導科學研究、關注著世界科學發展的每一個新動向,保持著一個科學家的本色。他曾說:要做科學家,不做科學官。別人可以擔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擔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項工作我是不會辭掉的,就是科研。

如果說,淡泊名利的王淦昌讓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懂得勿忘初心,那他50多年前擲地有聲的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足以氣壯山河。

1961年4月3日,剛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紙通知:劉傑部長約他即刻見面。在辦公室,劉傑與錢三強向他傳達了中央的重要決定:希望他參加中國的核武器研究,並要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最後問他是否願意改名。

王淦昌毫無遲疑,當即寫下了“王京”兩個字,並擲地有聲地說:“我願以身許國。”這句話,不是什麼豪言壯語,它意味著,在以後的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學術領域拋頭露面,不能交流學術成果,不能獲得最前沿的科技資訊,不能按照自己的興趣進行科學探索,更不能實現自己成為世界頂尖科學家,摘取諾貝爾獎的夢想。

從此以後,王淦昌在中國科學界消失了整整17年,他化名“王京”,背井離鄉、隱姓埋名、斷絕一切與海外的關係,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製工作當中。家人和他通信就用這個名字,地址是某某信箱,什麼單位、在哪工作一概不知,他的妻子嗔怪地對孩子們說:你們的爸爸調到信箱裏去了。

多年後,說起當時毫不猶豫的決定,王淦昌說:“我認為國家的強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報效國家的時候。”

(二)背著氧氣袋四處奔波

1969年初,中央決定進行第一次地下核子試驗。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國發展核武器設置重重障礙,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地下核子試驗這一關。王淦昌作為地下核子試驗的倡導者和領導者,深知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然而,當時正值“文革”高潮,研究院許多黨政幹部、科技人員都被扣上了“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的帽子,核武器研製基地處於半癱瘓狀態。面對這種情況,王淦昌非常著急,白天他深入到兩派群眾中去做工作:“我們的時間很寶貴,與西方核大國比,誰贏得時間,誰就主動!

”勸大家“要顧全大局,以國家利益為重,團結起來,共同做好地下核子試驗工作”。晚上他又到職工宿舍去,挨家挨戶動員業務骨幹、科技人員、工人重返崗位參加科研生產。

有一次,好不容易叫到一些人開工生產。忽然,有人哄鬧著不幹了。王淦昌急了,攔住問:“工作還沒幹完,怎麼能走呢?”“王老,我們不走不行啊,食堂的師傅都去‘鬧革命’了,沒人給我們做飯,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幹活啊!”王淦昌沒有辦法,只好去軍人服務社臨時找幾個家屬幫忙,服務社的人手一攤:“幹活的人好找,可是誰給她們工資呢?”“我出!”王淦昌乾脆地說道:“我這兒的錢你先拿去,不夠,從我的工資裏扣。”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年過花甲的王淦昌,在條件惡劣的青海基地,背著氧氣袋,四處奔波,以自己的拳拳之心,奇跡般地化解了兩派間的對立情緒,使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團結起來,在1969年9月23日,成功進行了首次地下核子試驗。